第六期
据李竭忠在《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中回忆,1944年夏季,傅作义将军在河套地区视察三十五军一零一师三零一团时,曾给连以上军官讲过以下的话:“民国二十五年,日本侵略军占了察哈尔,逼进绥远,日本关东军派板垣征四郎和我谈判,开口就说要给我六千万现大洋,指明是归我自己。如果嫌少,还可以再增加,只要我答应一句话:‘宣布独立’,脱离南京政府就行了。国号可以自己选择,地盘可以包括内蒙、宁夏、青海、甘肃、新疆,一切军事装备全由日本供应,还有什么要求条件都可以提出。只要答应一声‘同意’,钱立刻到手,其他一切都由日本人操办。可是我根本就没有考虑,立即拒绝。我们是中国人,要长中国人的志气,绝不能卖国求荣,甘当汉奸,遗臭万年。”据查傅作义将军自述的此事是在1936年8月,当时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关东军的参谋长,陪同板垣征四郎前来的还有日本关东军的两个大佐和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少佐。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已迫使将介石妥协投降,于1933年签订了塘沽协定,葬送了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五军在昌平牛栏山抗击日寇成果,1935年又签订何梅协定,华北形势危机,日本当时还急于分裂吞并内蒙,嗾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王英等鼓吹蒙疆自治,盘据了察北六县和锡林郭勒盟。日本关东军还通过蒋介石迫使傅作义同意在归绥设“羽山会馆”,实际上是日本在归绥的特务机关, 以羽山喜郎少佐为负责人,专门收集情报收买汉奸,从事捣乱,制造事端,寻找侵略借口,并挑拨蒙汉民族关系,唆使各蒙旗独立,成为在内蒙的心腹大患。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傅作义将军一面严阵以待,于1936年8月初坚决反击日伪“西北防共自治军”的进犯,揭开“绥远抗战”序幕。一面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外交原则,采取以柔克刚地对策,对付羽山在归绥的阴谋活动,对与羽山有来往的人实行严密监视,进行必要的限业活动。正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傅作义将军和日寇首脑的唯一一次高层交锋。
据在傅作义将军身边工作十多年的原卫队连长随从参谋刘春方在《我所知道的傅作义先生》中回忆,这次高层会见地点就在绥远省政府会客室。板垣坐得笔直,并双手拄着军刀,以示威仪,羽山和随来两大佐均在坐,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英夫翻译。板垣谈的大意是:要求以百灵庙为中心,将阴山以北的蒙古地区划归德王管辖,强要傅先生同意。双方要携手合作,由日方推举傅负整个华北责任,如不同意,德王将以武力解决,日方是会支持的。傅先生严正地回答板垣说:让不让我负华北责任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事务,要由南京政府去决定,你我之间,不便商谈。至于德王如强行侵占绥远,我是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决不能听之任之。板垣又要求把绥东四县划给德王,并说这些地方原是察哈尔省的蒙旗。傅先生说:那是中国法令早已划定的,不能更改。板垣见得不到结果,更不能压服傅作义,只好悻悻然离去。
板垣征四郎此次潜行归绥,其目的就在胁迫傅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并出面领导“华北独主”,并不惜以巨资收买,这对于“不爱财”和“不怕死”的爱国将军傅作义先生显然是想入非非,理所当然的被严词拒绝。同时傅作义将军也意识到日寇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必然要斥诉武力,随即加紧备战和瓦解日伪工作,并在当年11月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部署迎击日伪军事行动,在当月16日取得红格尔图战役胜利后,又于当月23日取得收复百灵庙战略要地的“百灵庙大捷”,威振全国,受到社会各界的众多颂扬和支持,全国人民纷纷进行捐款援绥运动,以黄炎培为团长的上海各界绥远慰劳团,带慰劳金十万元,于当月25日(战胜后第二天)专程乘飞机赴归绥劳军,据黄炎培在《绥远劳军一瞥》中回忆:他们一行七人上午11时15分抵绥远,傅作义将军亲自率众去机场欢迎,并送到旧城内招待所进行叙谈,随即劳军慰问伤员,每人先发十元慰问金,回来后,傅作义将军就在新城省政府招待午餐,席间,傅作义将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这番打仗,受伤的兵士,毫不感觉痛苦,这是什么缘故呢?绥远各校女学生,她们轮流不断地替伤兵看护。兵士们都是庄稼人,苦是吃惯的。当了兵受伤也是常有的。哪里当得起这许多大家闺秀,日夜轮流着,喂药的喂药,送饭的送饭,叫他们内心多么感动!多么兴奋!他们从此觉悟到替国家出力,是这样荣誉的呀。叫他们死也甘心,哪里还感觉痛苦!”傅作义将军还向黄炎培等人指出:“蒙军中的德王,他的盟地,在察哈尔锡林郭勒盟,所谓东四盟之一,而并不在绥远西二盟。德王自己并没有背叛国家的意思,最近还派人来诉苦,完全给人家愚弄,简直是可怜。”
“百灵庙大捷”后,前来慰问的全国共有80多个慰问团,傅作义都一一接见,(不知当时是否也在将军衙署接待)在全国人民的鼓舞下,傅作义一鼓作气又取得百灵庙反击战胜利,击毙前来反扑的伪副司令曾中田等五百余人,并策动战败伪军头目王英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等四千人的反击,在当年十二月七、八日夜倒戈一击,杀死小溪大佐等二十九名日本顾问,歼灭伪七师残部,改编为傅军的新编第二师,傅军乘胜收复大庙,并围歼驻小北号二千伪军骑兵,缴获敌军大量车辆马匹和枪炮,打得匪首王英仅带卫队百余人落荒而逃。这样,总共有近万名德王的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从此永远消失,其中包括前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精选的七名精通蒙俄文的日本高级特务,德王损失了一半的军事实力,日军在绥远的老本几乎输了个精光,连日本已修好的包头飞机库也被傅作义收回,作了仓库货栈。傅作义的强硬抗日态度激怒了关东军,发出了“不能不行使武力了”的威胁,日驻绥特务头子羽山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向傅作义递上关东军的最后通碟,“命令傅作义立即撤出绥远,开往山西,并限24小时内答复”。傅作义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此事没有考虑的必要,马上即可答复。我是绥远省主席,边防守将,守土有责,绝不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惧。”事后,还把羽山赶出了归绥。而这次怒拒关东军迫谋的外交会面从现在来看,也很可能是在当时的省政府举行的。
(作者单位: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
据李竭忠在《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中回忆,1944年夏季,傅作义将军在河套地区视察三十五军一零一师三零一团时,曾给连以上军官讲过以下的话:“民国二十五年,日本侵略军占了察哈尔,逼进绥远,日本关东军派板垣征四郎和我谈判,开口就说要给我六千万现大洋,指明是归我自己。如果嫌少,还可以再增加,只要我答应一句话:‘宣布独立’,脱离南京政府就行了。国号可以自己选择,地盘可以包括内蒙、宁夏、青海、甘肃、新疆,一切军事装备全由日本供应,还有什么要求条件都可以提出。只要答应一声‘同意’,钱立刻到手,其他一切都由日本人操办。可是我根本就没有考虑,立即拒绝。我们是中国人,要长中国人的志气,绝不能卖国求荣,甘当汉奸,遗臭万年。”据查傅作义将军自述的此事是在1936年8月,当时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关东军的参谋长,陪同板垣征四郎前来的还有日本关东军的两个大佐和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少佐。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已迫使将介石妥协投降,于1933年签订了塘沽协定,葬送了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五军在昌平牛栏山抗击日寇成果,1935年又签订何梅协定,华北形势危机,日本当时还急于分裂吞并内蒙,嗾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王英等鼓吹蒙疆自治,盘据了察北六县和锡林郭勒盟。日本关东军还通过蒋介石迫使傅作义同意在归绥设“羽山会馆”,实际上是日本在归绥的特务机关, 以羽山喜郎少佐为负责人,专门收集情报收买汉奸,从事捣乱,制造事端,寻找侵略借口,并挑拨蒙汉民族关系,唆使各蒙旗独立,成为在内蒙的心腹大患。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傅作义将军一面严阵以待,于1936年8月初坚决反击日伪“西北防共自治军”的进犯,揭开“绥远抗战”序幕。一面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外交原则,采取以柔克刚地对策,对付羽山在归绥的阴谋活动,对与羽山有来往的人实行严密监视,进行必要的限业活动。正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傅作义将军和日寇首脑的唯一一次高层交锋。
据在傅作义将军身边工作十多年的原卫队连长随从参谋刘春方在《我所知道的傅作义先生》中回忆,这次高层会见地点就在绥远省政府会客室。板垣坐得笔直,并双手拄着军刀,以示威仪,羽山和随来两大佐均在坐,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英夫翻译。板垣谈的大意是:要求以百灵庙为中心,将阴山以北的蒙古地区划归德王管辖,强要傅先生同意。双方要携手合作,由日方推举傅负整个华北责任,如不同意,德王将以武力解决,日方是会支持的。傅先生严正地回答板垣说:让不让我负华北责任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事务,要由南京政府去决定,你我之间,不便商谈。至于德王如强行侵占绥远,我是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决不能听之任之。板垣又要求把绥东四县划给德王,并说这些地方原是察哈尔省的蒙旗。傅先生说:那是中国法令早已划定的,不能更改。板垣见得不到结果,更不能压服傅作义,只好悻悻然离去。
板垣征四郎此次潜行归绥,其目的就在胁迫傅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并出面领导“华北独主”,并不惜以巨资收买,这对于“不爱财”和“不怕死”的爱国将军傅作义先生显然是想入非非,理所当然的被严词拒绝。同时傅作义将军也意识到日寇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必然要斥诉武力,随即加紧备战和瓦解日伪工作,并在当年11月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部署迎击日伪军事行动,在当月16日取得红格尔图战役胜利后,又于当月23日取得收复百灵庙战略要地的“百灵庙大捷”,威振全国,受到社会各界的众多颂扬和支持,全国人民纷纷进行捐款援绥运动,以黄炎培为团长的上海各界绥远慰劳团,带慰劳金十万元,于当月25日(战胜后第二天)专程乘飞机赴归绥劳军,据黄炎培在《绥远劳军一瞥》中回忆:他们一行七人上午11时15分抵绥远,傅作义将军亲自率众去机场欢迎,并送到旧城内招待所进行叙谈,随即劳军慰问伤员,每人先发十元慰问金,回来后,傅作义将军就在新城省政府招待午餐,席间,傅作义将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这番打仗,受伤的兵士,毫不感觉痛苦,这是什么缘故呢?绥远各校女学生,她们轮流不断地替伤兵看护。兵士们都是庄稼人,苦是吃惯的。当了兵受伤也是常有的。哪里当得起这许多大家闺秀,日夜轮流着,喂药的喂药,送饭的送饭,叫他们内心多么感动!多么兴奋!他们从此觉悟到替国家出力,是这样荣誉的呀。叫他们死也甘心,哪里还感觉痛苦!”傅作义将军还向黄炎培等人指出:“蒙军中的德王,他的盟地,在察哈尔锡林郭勒盟,所谓东四盟之一,而并不在绥远西二盟。德王自己并没有背叛国家的意思,最近还派人来诉苦,完全给人家愚弄,简直是可怜。”
“百灵庙大捷”后,前来慰问的全国共有80多个慰问团,傅作义都一一接见,(不知当时是否也在将军衙署接待)在全国人民的鼓舞下,傅作义一鼓作气又取得百灵庙反击战胜利,击毙前来反扑的伪副司令曾中田等五百余人,并策动战败伪军头目王英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等四千人的反击,在当年十二月七、八日夜倒戈一击,杀死小溪大佐等二十九名日本顾问,歼灭伪七师残部,改编为傅军的新编第二师,傅军乘胜收复大庙,并围歼驻小北号二千伪军骑兵,缴获敌军大量车辆马匹和枪炮,打得匪首王英仅带卫队百余人落荒而逃。这样,总共有近万名德王的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从此永远消失,其中包括前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精选的七名精通蒙俄文的日本高级特务,德王损失了一半的军事实力,日军在绥远的老本几乎输了个精光,连日本已修好的包头飞机库也被傅作义收回,作了仓库货栈。傅作义的强硬抗日态度激怒了关东军,发出了“不能不行使武力了”的威胁,日驻绥特务头子羽山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向傅作义递上关东军的最后通碟,“命令傅作义立即撤出绥远,开往山西,并限24小时内答复”。傅作义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此事没有考虑的必要,马上即可答复。我是绥远省主席,边防守将,守土有责,绝不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惧。”事后,还把羽山赶出了归绥。而这次怒拒关东军迫谋的外交会面从现在来看,也很可能是在当时的省政府举行的。
(作者单位: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