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
戏剧,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古人对中华文学艺术发展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称,元曲即是指元代的散曲杂剧。虽然民间尊唐玄宗李隆基为“梨园之祖”,然而考诸历史,中华戏曲文艺的发展,与北朝时期渊源甚深,而兴于金、元。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作为宫廷娱乐产物的“俳优”曾蔚然成风,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将“俳优”列入“滑稽列传”。但是那时的“俳优”尚与戏剧无缘,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即兴表演。这些“俳优”多是身形短小的侏儒,虽然人微言轻,却不乏心忧黎庶、微言大义的智慧贤明之士,如齐之淳于髡、楚之优孟、秦之优旃、汉之东方朔,均为当今小品表演的前辈,但那时戏剧则远未诞生。
作为中华本土产生的戏剧(从国外传入的舞剧、诗剧、话剧、哑剧等不在此列),有几项要素:其一不是一个人表演的,是若干人的集体表演;其二不是即兴的发挥,有人物、故事;其三有演、有说、有唱、有奏。
戏剧的产生,是从民间歌舞转化而来的。中原本也是歌舞之乡,《诗经》等史籍中就留下了很多确切的记载。但是在封建礼教逐步确定的过程中,歌舞或是成了祭祀的程序,步入庙堂之尊,远离了现实生活;或是成了皇室及其达官贵人与骚客雅士的奢侈品,远离了庶民百姓。源于生活、发生内心的民间歌舞,在秦、汉时期却远少了《诗经》中的蓬勃、激动的生命气息。
而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碧野连天的大草原也就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
三国时期,鲜卑人“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三国志》卷30)
北魏时期,驻牧于敕勒川的五部高车(即敕勒)人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魏书》卷一三0)把祭天举办成举族欢聚的盛大节日,赛马、饮宴、歌舞,成为现代那达慕的先声。
北魏一朝始终未能建立起完备的雅乐———庙堂之乐。但是历代君主对歌舞百戏之于娱乐,却是始终热情积极,歌舞、百戏、杂技成为宴廷宴会的必要内容。公元403年,北魏道武帝颁发诏书,令太乐、总章、鼓吹等机构陈设各类杂技,在朝廷举行宴会时表演。乃至于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忧心忡忡地指责,“今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罔有仪式。又俳优献艺,污辱视听。”(《魏书》卷48)然而始究无济于事。迨至西魏,仍是“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周书》卷35)
在北朝民间,不仅迎婚送嫁之辰“多举音乐”(《周书》卷35),就是送丧安葬之时,也是“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魏书》卷48)
流风传习所致,北朝时期,后赵的参军戏、北齐的代面、拨头、踏摇娘等在民间兴起。
唐王朝衰落之时,北方的草原民族又一次活跃起来。出身于沙陀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戏剧受好者,常与俳优一道演戏,乐此不疲。虽贵为天子,登基之后“犹袭故态,身与俳优。”(《旧五代史》卷32注引《清异录》)这位李皇帝还颇具幽默感,是位寓教于乐的小品高手———他的妻子刘氏出身贫寒,富贵之后不认亲生父亲,这位“好俳优”的庄宗皇帝颇是有些可爱,竟然于宫中闲暇之日,背起书匣药箱子,让儿子李继笈跟随,假装以打卦卖药为生的刘父,来到刘氏的卧室,自称是刘老爹来找闺女,令刘氏大为惭愧《旧五代史》卷48引《北梦琐言》。
唐代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包含乐、歌、舞、演、白、弄的“戏弄”也在唐代出现。其内容大多是讽刺性的笑剧和配合音乐的舞剧,以宫廷演出为主,民间也有流行。到了宋代,歌剧进一步形成,并与笑剧、舞剧结合,可以演出复杂的故事情节。
辽、金、蒙元时期,为元杂剧的产生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
有辽一代,散乐、杂剧、杂戏大行其道,史称:“辽之伶官当时固多”,举凡皇帝寿诞、国使迎宾,都要在酒宴之间“食入,杂剧进”(《辽史》卷54《乐志》)。1974年,在河北省宣化市下里八村发掘的辽代壁画墓中,东壁绘有散乐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戏班演出情状———这是一组12人组成的完整的表演队伍,包括伴奏者和舞蹈者,“皆戴幞头,着长袍,高腰靴。”使用的乐器有觱篥、笙、腰鼓、大鼓、拍板、琵琶、横笛、排萧等(参看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8期)。
至金代,以诸多宫调、曲子连缀而成,演绎完整故事的诸宫调发展起来。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用散文,唱词用唐宋词、大曲、俗曲,组成套数,用若干宫调的套曲说唱一个故事,为具有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戏曲艺术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从金章宗时民间艺术家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掘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残卷,仍可窥见当时诸宫调广泛流传的盛况。
同时,金代杂剧、院本也广泛流行。宫廷宴乐之中,均有杂剧助兴。杂剧以歌舞演唱为主,院本为行院(戏院)演出的底本,元杂剧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山西省侯马市出土了金大安二年(1210年)董娃墓,其墓室后壁上端砖砌一座戏台,有5个砖雕,演员作表演状。此后,在河南省温县前东南王村发现了5人平面浅浮雕杂剧人物画像,在沁阳市紫棱镇宋寨村北发现了金泰和2年(1202年)的5人杂剧砖雕,市郊区王庄发现了金大定承安四年(1199年)的线刻11人散乐图,在修武县史平陵村出土了金代石棺线刻“小石调”的《嘉庆乐》杂剧图,修武县郇封乡大位村发现了金代砖雕5人杂剧图,“除一件手执柄鼓演奏外,其余四件扮演‘副净’、‘副末’,这种以滑稽念唱为特点的表演正是金院本的演出特色。”(见焦作市文物工作队、修武县文物管理所:《河南修武大位金代杂剧砖雕墓》,《文物》1995年第2期)
掘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金代“院本名目”分目为11类,其子目共有690种之多,大致留传到元代,开元曲杂剧昌盛之先河。
有元一代,贸易和手工业得到相当的发展,并形成了以草原贸易为特色的经济中心元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南北贸易的枢纽元大都(今北京市)、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杭州、泉州等大都会。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市民阶层———商人、店主、商贩、伙计、工匠、手艺人以及一般城市居民等等。市民阶层不仅是城市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的需求主体和最活跃的部分,随着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道统受到相当的冲击,激发了崇尚自由的市民精神;元代实施的各族等级制度,使汉族(尤其是南方的汉族)倍感压抑;特别是大量失意的儒生,即绝了仕途之望,又无市贾长技之能,于是不少人转入书会,与演艺人合作,创作杂剧,将元杂剧的演出和创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由于元杂剧来自民间,适应了市民阶层和广大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因而具有贴近生活、充满生活气息、内容充实丰富、表现生动活泼的特点。元杂剧继承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民间文学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无论内容的丰富和艺术表演形式的生动,都是以往的民间文学难以比拟的。在内容方面,元杂剧和广大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体现了市民精神及其价值观、道德观,其间有斗争、有愤怒、有控诉,也有讽喻、有希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表现形式方面,在保存、发展了宋、辽、金都市经济所产生的市民文艺的基础上,将说话、歌曲、傀儡戏等有机结合,综合了宾、白、歌唱、表演等不同艺术手段的元杂剧,具有更动人和更有力的表现方式,更能够吸引群众并为群众所接受。
据史料记载,元杂剧剧目有600多种,传存至今的仍有130余种,元杂剧作家有100多人,形成群星璀灿的文化景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的兴起可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戏剧相媲美,而关汉卿、白仁甫、马致远等一批大师,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写下了彪炳千秋的名剧。
元代著名的蒙古族散曲作家,有不忽木、阿鲁威、童童、孛罗等人,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表现出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并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当时流传颇广。
元代最著名的蒙古族杂剧作家是杨景贤,共著有作品18种,在当时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其作品题材广泛,同情下层人民,歌颂纯真的爱情,鞭挞黑暗的社会现实,崇敬英雄豪杰。杨景贤的《西游记》共六本二十四折,是元杂剧中篇幅最长的,充满了神话色彩,内容极为丰富,并为200年后吴承恩创作小说《西游记》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待续)。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戏剧,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古人对中华文学艺术发展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称,元曲即是指元代的散曲杂剧。虽然民间尊唐玄宗李隆基为“梨园之祖”,然而考诸历史,中华戏曲文艺的发展,与北朝时期渊源甚深,而兴于金、元。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作为宫廷娱乐产物的“俳优”曾蔚然成风,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将“俳优”列入“滑稽列传”。但是那时的“俳优”尚与戏剧无缘,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即兴表演。这些“俳优”多是身形短小的侏儒,虽然人微言轻,却不乏心忧黎庶、微言大义的智慧贤明之士,如齐之淳于髡、楚之优孟、秦之优旃、汉之东方朔,均为当今小品表演的前辈,但那时戏剧则远未诞生。
作为中华本土产生的戏剧(从国外传入的舞剧、诗剧、话剧、哑剧等不在此列),有几项要素:其一不是一个人表演的,是若干人的集体表演;其二不是即兴的发挥,有人物、故事;其三有演、有说、有唱、有奏。
戏剧的产生,是从民间歌舞转化而来的。中原本也是歌舞之乡,《诗经》等史籍中就留下了很多确切的记载。但是在封建礼教逐步确定的过程中,歌舞或是成了祭祀的程序,步入庙堂之尊,远离了现实生活;或是成了皇室及其达官贵人与骚客雅士的奢侈品,远离了庶民百姓。源于生活、发生内心的民间歌舞,在秦、汉时期却远少了《诗经》中的蓬勃、激动的生命气息。
而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碧野连天的大草原也就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
三国时期,鲜卑人“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三国志》卷30)
北魏时期,驻牧于敕勒川的五部高车(即敕勒)人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魏书》卷一三0)把祭天举办成举族欢聚的盛大节日,赛马、饮宴、歌舞,成为现代那达慕的先声。
北魏一朝始终未能建立起完备的雅乐———庙堂之乐。但是历代君主对歌舞百戏之于娱乐,却是始终热情积极,歌舞、百戏、杂技成为宴廷宴会的必要内容。公元403年,北魏道武帝颁发诏书,令太乐、总章、鼓吹等机构陈设各类杂技,在朝廷举行宴会时表演。乃至于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忧心忡忡地指责,“今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罔有仪式。又俳优献艺,污辱视听。”(《魏书》卷48)然而始究无济于事。迨至西魏,仍是“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周书》卷35)
在北朝民间,不仅迎婚送嫁之辰“多举音乐”(《周书》卷35),就是送丧安葬之时,也是“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魏书》卷48)
流风传习所致,北朝时期,后赵的参军戏、北齐的代面、拨头、踏摇娘等在民间兴起。
唐王朝衰落之时,北方的草原民族又一次活跃起来。出身于沙陀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戏剧受好者,常与俳优一道演戏,乐此不疲。虽贵为天子,登基之后“犹袭故态,身与俳优。”(《旧五代史》卷32注引《清异录》)这位李皇帝还颇具幽默感,是位寓教于乐的小品高手———他的妻子刘氏出身贫寒,富贵之后不认亲生父亲,这位“好俳优”的庄宗皇帝颇是有些可爱,竟然于宫中闲暇之日,背起书匣药箱子,让儿子李继笈跟随,假装以打卦卖药为生的刘父,来到刘氏的卧室,自称是刘老爹来找闺女,令刘氏大为惭愧《旧五代史》卷48引《北梦琐言》。
唐代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包含乐、歌、舞、演、白、弄的“戏弄”也在唐代出现。其内容大多是讽刺性的笑剧和配合音乐的舞剧,以宫廷演出为主,民间也有流行。到了宋代,歌剧进一步形成,并与笑剧、舞剧结合,可以演出复杂的故事情节。
辽、金、蒙元时期,为元杂剧的产生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
有辽一代,散乐、杂剧、杂戏大行其道,史称:“辽之伶官当时固多”,举凡皇帝寿诞、国使迎宾,都要在酒宴之间“食入,杂剧进”(《辽史》卷54《乐志》)。1974年,在河北省宣化市下里八村发掘的辽代壁画墓中,东壁绘有散乐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戏班演出情状———这是一组12人组成的完整的表演队伍,包括伴奏者和舞蹈者,“皆戴幞头,着长袍,高腰靴。”使用的乐器有觱篥、笙、腰鼓、大鼓、拍板、琵琶、横笛、排萧等(参看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8期)。
至金代,以诸多宫调、曲子连缀而成,演绎完整故事的诸宫调发展起来。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用散文,唱词用唐宋词、大曲、俗曲,组成套数,用若干宫调的套曲说唱一个故事,为具有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戏曲艺术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从金章宗时民间艺术家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掘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残卷,仍可窥见当时诸宫调广泛流传的盛况。
同时,金代杂剧、院本也广泛流行。宫廷宴乐之中,均有杂剧助兴。杂剧以歌舞演唱为主,院本为行院(戏院)演出的底本,元杂剧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山西省侯马市出土了金大安二年(1210年)董娃墓,其墓室后壁上端砖砌一座戏台,有5个砖雕,演员作表演状。此后,在河南省温县前东南王村发现了5人平面浅浮雕杂剧人物画像,在沁阳市紫棱镇宋寨村北发现了金泰和2年(1202年)的5人杂剧砖雕,市郊区王庄发现了金大定承安四年(1199年)的线刻11人散乐图,在修武县史平陵村出土了金代石棺线刻“小石调”的《嘉庆乐》杂剧图,修武县郇封乡大位村发现了金代砖雕5人杂剧图,“除一件手执柄鼓演奏外,其余四件扮演‘副净’、‘副末’,这种以滑稽念唱为特点的表演正是金院本的演出特色。”(见焦作市文物工作队、修武县文物管理所:《河南修武大位金代杂剧砖雕墓》,《文物》1995年第2期)
掘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金代“院本名目”分目为11类,其子目共有690种之多,大致留传到元代,开元曲杂剧昌盛之先河。
有元一代,贸易和手工业得到相当的发展,并形成了以草原贸易为特色的经济中心元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南北贸易的枢纽元大都(今北京市)、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杭州、泉州等大都会。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市民阶层———商人、店主、商贩、伙计、工匠、手艺人以及一般城市居民等等。市民阶层不仅是城市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的需求主体和最活跃的部分,随着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道统受到相当的冲击,激发了崇尚自由的市民精神;元代实施的各族等级制度,使汉族(尤其是南方的汉族)倍感压抑;特别是大量失意的儒生,即绝了仕途之望,又无市贾长技之能,于是不少人转入书会,与演艺人合作,创作杂剧,将元杂剧的演出和创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由于元杂剧来自民间,适应了市民阶层和广大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因而具有贴近生活、充满生活气息、内容充实丰富、表现生动活泼的特点。元杂剧继承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民间文学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无论内容的丰富和艺术表演形式的生动,都是以往的民间文学难以比拟的。在内容方面,元杂剧和广大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体现了市民精神及其价值观、道德观,其间有斗争、有愤怒、有控诉,也有讽喻、有希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表现形式方面,在保存、发展了宋、辽、金都市经济所产生的市民文艺的基础上,将说话、歌曲、傀儡戏等有机结合,综合了宾、白、歌唱、表演等不同艺术手段的元杂剧,具有更动人和更有力的表现方式,更能够吸引群众并为群众所接受。
据史料记载,元杂剧剧目有600多种,传存至今的仍有130余种,元杂剧作家有100多人,形成群星璀灿的文化景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的兴起可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戏剧相媲美,而关汉卿、白仁甫、马致远等一批大师,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写下了彪炳千秋的名剧。
元代著名的蒙古族散曲作家,有不忽木、阿鲁威、童童、孛罗等人,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表现出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并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当时流传颇广。
元代最著名的蒙古族杂剧作家是杨景贤,共著有作品18种,在当时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其作品题材广泛,同情下层人民,歌颂纯真的爱情,鞭挞黑暗的社会现实,崇敬英雄豪杰。杨景贤的《西游记》共六本二十四折,是元杂剧中篇幅最长的,充满了神话色彩,内容极为丰富,并为200年后吴承恩创作小说《西游记》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待续)。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