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与思考
        在我国，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以来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指标，其经济内涵和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人所共知的。即使是经济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绝离不开它。离开经济增长，没有物质基础，就谈不上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常识。从编史修志的实践，特别是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地方志定义，无论是作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的地方志书，还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地方综合年鉴，都少不了记载以GDP为核心的当地所有经济结构的组成、生产和产出，以及各项指标的具体数值。经济内容之丰富、分量之重，也是方志和年鉴的主要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编地方志的一大成就，就是注重反映经济生产的发展进步，以及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体现了胡乔木同志所说的，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写而成，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旧志。旧志仅收罗各地的物候、山川、官吏乡贤以及烈女节妇等。旧志受社会和时代、统治者的立场、观点的局限，很难做到科学、完整地记载地情，但是地方志书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可取的历史资料；在注重撰写当时的人物、风土人情方面，特别是一些名志佳志，其撰写民俗、人物的手笔仍有可资今人借鉴之处。
        但是，地方志既然是记述历史与现状各个方面的资料性文献，而历史与现状又绝不会是一成不变、铁板僵硬的东西，地方志记述的内容就必须随着它所记述地对象的变化而变化。方志编纂必须研究自己所记地对象。我们的认识和讨论如果仅限于事物的表象，较多地围绕被记述对象的外在以及方志记述方式的具体形式——诚然，这种研究和探讨是非常必要和基本的；然而编史修志的观点、方法若跟不上经济社会实践的发展，或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口头上，比如在志书、年鉴的凡例中无一例外地都要开宗明义写上“本志（年鉴）的指导思想”如何如何，至于这些指导思想是否真正体现、贯穿在我们的志书或年鉴中了?如何以它们为标准来衡量志书（年鉴）落实的结果及其优劣的程度?则还需我们再加深思考并努力实践。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历史是什么?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所有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是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也是直接的参与者、创造者和最终的受益者。人的活动最终仍然要回归、落实到人身上，无论这些活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或者一个时期内看似正面，长期、最终的结果却是负面的也未可知。所谓正面与负面，还是要以是否对人类长远发展、社会总体进步有利作为衡量标准。因此，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是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得到多少实惠，生活水平提高多少；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这一基本原理所当然也就是地方志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年鉴则记年度现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一部志书或年鉴编完付印后，大多数编者都历尽艰辛、深感疲惫，少有对此再作回顾和反思的；而新上任的承编者重担在肩，大多也顾不上总结前志的经验教训。地方志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往往来不及思考，第二轮修志就又开始了。
        全国首轮修志基本结束后，一些主持地方修志的领导、专家，志书的主编们在回顾、总结自己的工作和出版志书的体会时，除了感叹修志过程的人生百味之外，绝大多数都谈到首轮志书普遍存在的最大缺憾是见物不见人。且不说专门记人的人物传写得如何，各地方志人物传的涓涓细流的汇集能否真实、生动乃至强烈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历史长河，是否都体现得出自己地方的独特个性，值得思考；而经济、政治、教科文卫等各类则是更难见一人。这么说也许极端了些，各种部类的各级组织机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党派、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等）的领导组成、报告、视察、讲话、活动等都是齐备的；所谓以事系人尽管是微乎其微的难以见到，但志书和年鉴在记述救灾抢险、见义勇为等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还是不乏令人感动的人物和事迹，这些就成为志书、年鉴中的亮点。仅以一堆数字，如收入、支出、住房面积、绿地和街道、电话、电视、洗衣机等拥有量；学校、教师、医院、医生，文化、科技场所及其设备、成果等方面的记载，仍然见不到人和人的活动。不同时期人们的动态、感受是怎样的?难以知道。即使是一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篇章，也多是这些方面的领导机构、组织措施、实施纲领或职业道德教育、规范要求等；幸好还有些新人新风的实例记载。可是总的来看，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生活，反映平凡真切的普通百姓的历史画卷，较难通过地方志给人留下多少形象直观的具体印象。
        当然，地方志不是文学作品，不能像文学反映社会生活那样来写人，但是作为资料文献，如何使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从地方志中了解自己祖先的模样、行为和所思所想，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方志界思考的。二轮修志所记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即使自然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续志记什么、怎么记，是方志界长期广泛研究、讨论的大问题。通常我们所说的“纠、补、创”，就是要在全面了解国情、地情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一方面使续志与前志很好地衔接。对前志存在的差错、不足予以纠正；对因资料搜集及公开程度等原因，或因客观环境发展和人的认识变化等原因，致使某些前志断限内的事、人未能入志，或者地方特色、时代特色突出得还不够的，在续志时不失时机地及时补充和完善。鉴于首轮志书，包括一些已成型的二轮志书和年鉴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们在研究地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时，在实际编纂地方志时，更要考虑如何不因为分时段、分人头承担而产生人为地分解和割裂研究对象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把重视对人的记述既作为是对前志缺憾的一种“纠”，同时又是续志的一种“创”来认识、思考并实施，使地方志对人的记述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发展，从而贯穿于志书或年鉴的各个方面，总之，地方志的发展还需要更深入的、切合自身实际的研究。
        二、继承与创新
        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横呈百科包罗万象。编纂地方志需要广泛地、不辞辛苦地收集它所记述对象的能收集到的一切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加工、组织、汇总。这一工作虽然不同于搞历史研究，不需要我们去考证、追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是，我们从事地方志工作，特别是编纂志书、年鉴的人，却万万不能没有大历史的全局观念。如果陷入罗列琐碎的各种现象和千头万绪的资料中，我们的志书和年鉴大量重复着几十年来人所共知的东西，只是在具体的数字或机构的变化、人员组成、设备更新、事务增减等方面做些更替或调整，在复杂纷繁、千头万绪的资料中自己失去历史发展的方向，把握不住社会变革进程的规律和重要的关口，尤其是忽视了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我们的地方志怎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品位，怎能高质量、高水平地起到并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怎能科学地可持续发展?
　    第二轮修志已全面展开，提高质量成为我们方志界共同的迫切愿望，创新也成为较强音。提高质量，不能仅局限于国家对新闻出版物的共性标准，地方志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自我估计，公开出版物对于国家共性的规定没有特殊性可言。但对于地方志的个性质量，即地方志自身的行业特性，虽然是作为出版物的第二性的条件，却是它不同于任何其他出版物的标志，自然不能没有更具体、更特殊的要求，缺此就不是地方志。我们方志界多年来关于志书、年鉴的总体框架设计，记述、分类的方法，以及文体文风、图表的运用、版式的设计等有关志书、年鉴的体例结构、具体表述等方面的研究、探讨，有许多很好、很新的设想和论述，有的并已付诸实践。这无疑是第二轮修志创新的具体体现。换一个角度，即从目前地方志成品记述地情的深度、广度，尤其是根据志书和年鉴在全方位反映历史与现状（年鉴是年度性现状）资料性文献方面的价值、作用及其应有的贡献来看，地方志在对国情、地情的认识，体现方志记载、反映地情的行动方面，似还滞后于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
        创新是相对于继承而言、以继承为前提的。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地方的需要加以发展和创造，不是无依据的凭空想象。记载某一行政区域的历史和现状，首先需找出本地最根本、最重要、最突出的地情特征，做到心中有全局，再确定记述的重点和具体方法，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创新。其中无疑要根据本区域的自然环境特色、历史传统特色、改革开放特色及重大业绩或问题，地方优势、行业特色和民风民俗的特色等具体情况仔细考虑，分别体现在志书、年鉴的行文记述中，或设专记，或采取一些处理特色内容时所必须采取的特殊处理办法等。这些在目前所见的一些志书，尤其是在年鉴中可以说是比较有成效的。
        但是，记事记人、以事系人，即体现以人为本，重视记述人的生活、活动、精神，仍然不够，特别是志书。社会的生存、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志书不记人的活动、精神，可说是记述不全，缺了最基本的要素。首轮修志相对于旧志是矫枉过正，轻人文重经济，往往一部志书中经济类占50％甚至更多，并且只记物质生产，忽视精神生产，普遍见物不见人。这一倾向在续修志书时应引起重视。反映新时期的新内容，思想观念首先要新，才能使地方志的内容开放，深度加深，使其不仅适应国内需要，还要与国际接轨。有种观点认为，地方志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完全可以特立独行，不需顾及国家的规范要求，更谈何国际?这是片面的看法。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发展有起码的“类”的共性，历史文献资料在记载的方式上会各有特色，但记述的内容必然有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共性。作为要素，GDP经济发展是主线，而人文方面的内容也不能忽视。人的活动、精神和人物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是经济的出发点、参与者和检验者，更是最终的落实点。首轮志书中的精品，几乎都是在记述人文内容方面比较全面、具体而又独具特色的。如《绍兴市志》，文化类占45％，突出反映绍兴人：人口总体、人才群体、人物个体。记述人民生活，《绍兴市志》设“居民收入”（农村、城镇、城乡比较）、“居民消费（同前）”、“生活时间支配（城乡）”、“社会保障（生活、服务）”等，在当时已是全面、详尽的了。时代发展至今，以国际通行的社会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而论，这些方面还可再增加。比如，是否大致可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城市每人拥有道路的面积、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例、恩格尔系数（关于家庭食品开支与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关系：数值越小，说明生活越富裕；数值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低）、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等等?采用上述指标体系有利于更准确地反映人民生活，揭示社会进步的本质，自然也体现出当地特色。其他如民营企业、文化事业、居民衣食住行之变等，从资料搜集到篇目设置，内容、形式都将发生变化。地方志的记述，自然要依据各地方的现实，不刻板划一，不生搬硬套。
        志书要注意记述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缩小与社会、与群众生活的差距。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高度尊重民意乃是执政为民的基本前提，“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现在，我们提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任务，同样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他提出，要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地方志的进步是否可以理解为重民情、访民情、记民情?我们地方志如果仅仅依靠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总结，不加充实，甚至连政府报告、工作总结、新闻报道都在重视、关注的问题都视而不见、无所反映，我们地方志的滞后也就不难想见了。
        如“民工潮”，不同时期的认识、实践结果不同，考察、记录它就很有意义。“民工潮”实际体现我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变化过程。它牵涉到农村过剩人口的流动和反馈到农村的影响（物质和精神）；同时也给城市各个方面带采明显和潜在的变化。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一大重点。因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变化，是中国历史变化的主体，其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在更深层次上代表中国历史的传统。“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的首要问题，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三农”；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必须把它放在首位。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农民工的地位、工资、保险等一系列问题，是首轮志书编修时才露端倪的问题；到第二轮修志时，这些问题已成为关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政府正在加大力度研究、解决的问题，方志若仍不重视对此现象的记述，就是很大的缺憾了。类似的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应当成为方志记述的重点。改革开放的步伐，时代的强音，巨大的成就不正是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地位、工作、生活和精神等各个方面吗?
        地方志记载地情，记载所见所闻同样要落实党中央的精神。从现今所见的一些续修成的志书及年鉴来看，普遍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反映各级政府、各级部门的资料较多（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及讲话指示、会议次数、考察活动，甚至评奖、获奖情况等），反映基层组织活动和老百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工作情况的资料（基层政权、社会秩序、农村环境与交通、乡土文化、农村教育、卫生和养老保险、小康人家等）较少。这与志书编纂的资料来源主要依靠政府各部门有关。可是，记述社会转型的变化不是依靠某一部门单一的工作总结所能办到的，它离不开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调查资料，其中也包括乡镇志、村志的资料，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前沿的科研成果。
        因此，续志应注意学习、了解、引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理论的和实际工作的等多方面的成果；同时，加强对科技发展，高新科技项目及其生产、应用、推广等情况的记述。这样，才能多少体现出一些改革开放以来，国情、地情不断变化的气息和特色。可以说，我们地方志在走出去、引进来，睁开眼互相看，看全国看世界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我们不能总在方志界内孤芳自赏、故步自封吧?
        三、GDP与GNH的启示
        回到地方志记载的重点方面——经济部类来看，实现GDP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个行政区域党政部门、各行各业不容忽视的目标和业绩，自然也是地方志记述的重点。当今世界和国内的许多有识之士从多方面论证，指出片面地追求GDP高速增长，取得的成就固然很大，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更有许多社会成本和人力成本难以用纯数字来概括。随着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国民幸福总值”简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在学界逐渐被引进并日益受到重视。它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意义之重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都有专门讨论，我们就不去多说了。学习这一新观念，感到从地方志的发展来看，GNH的价值、作用或许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并思考的。因为，观念的前瞻对资料的收集、取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简单介绍一些有关GNH的出现及其主要内容。
        从本质上说，国民经济发展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经济增长率以GDP指标来核算，以其为核心形成综合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但是，由于GDP只是一国（或一地区）所有产品及劳务的货币价值，产出增多不等于人民生活必然改善和幸福的增多。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只有在流通时才产生价值，如果产品积压不流通或流通少，有的劳务及交易不上市，类似的货币价值就难以统计准确。此外，达到某一GDP所需要消耗的各种成本，包括资源、能量、劳务等在GDP指标中并不能显示。所以，GDP的高数值不足以全面反映国民生活的幸福及社会的总体平衡。
        幸福是什么?古今中外有多少哲人就有多少种说法。就个人而言，对幸福的感受对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大相径庭的，有偏于物质的，也有偏于精神的。我国古代孔子曾称赞他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于丹教授说，“颜回的幸福观就是坦荡淡定”，这对以物欲和拜金为幸福的观念不啻是个清凉剂。但是，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在孔子身后两千多年时还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当代社会，国民幸福成为国民经济生产的终极目标。学者们发现，GDP作为经济发展“量”的增长指标，还不能全面衡量经济发展“质”的情况，要综合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测度国民的幸福程度就更不易了。因为国民幸福除了受经济增长、分配制度的影响外，还与环境、资源、犯罪、贫困、休闲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GNH开始进入人们的考察视野。
        “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于1970年提出，他认为：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政府施政应以关注幸福、实现幸福为目标。因此，国家实现现代化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为此，不丹国王提出“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国民幸福总指标。30多年之后，不丹国王的高幸福指数引起世界不少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关注和研究，一些国家在制订自己的发展水平衡量标准时，把社会、自然、环境的成本都考虑进去。
        以胡锦涛为首的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的国情，顺乎时代的进步潮流，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自第六个“五年计划”始，“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之名已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这一细微而重要的改动未被普遍、充分重视，比如，现在我们的一些地方志，包括年鉴和志书的记载，往往还是沿袭以前基本定型的编纂观念和方法，对如何反映国民幸福总值关注不够。
        GDP是每本年鉴、志书必不可少的指标。当今的发展，有了指标的纵向比较，但是对于取得这一指标的人（包括领导者、管理者、生产者等）付出了哪些社会代价，以及资源基础、环境条件、社会成本、社会福利和分配公平年复一年的变化情况，各地重视的程度和记载的客观、全面及科学性却因地、因人而异。即使在经济活动中，产值高速增长了，产品的销售、报废、积压、损失情况怎样?真正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数量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有效产品增长多少?能源和其他资源的耗费，对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国外以及中科院现已有生态赤字的统计，即GDP的增长需要破坏多少生态）……扣除这些数字，纯GDP数值究竟是多少?作为国家历史与现状以及年度的资料性文献对此记载不详，就很难使今人和后人全面、客观、真实、系统地了解本国、本地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状况，文献资料的存史价值不够充分，当然资治、教化的作用都将因此而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方志如何体现以人为本?首轮志书存留的大部分遗憾，普遍的看法是见物不见人。在总结前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二轮修志加强对人的记述不可忽略。除了大家公认并一直在讨论的，诸如要大力写好人物传、以事系人等等，我们是否还可借鉴对GNH的认识和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编史修志的行动指南，把这些理论、思想真正落实到方志事业中，从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把人民群众真正当成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的物质、精神创造活动贯穿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人类一切活动的宗旨是改善人自身的生存条件；所有人类实践的终极成果的衡量标准最终仍然要落实到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提出可以弥补GDP的某些不足，但不是取代；GNH可以包涵GDP概括不了的内容。本文不谈幸福的内向性特征，即人对幸福的精神感受，尽管作者认为这一感受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们仅从地方志可以记述的方面来考虑，看看GNH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就人的生活而言，如果GDP的增长没有提高劳动者的福利，甚至还隐藏了某些隐患，比如由于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导致一些人心理失衡；一些人因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健康水平下降；文化、教育、艺术等跟不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等等。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将不利于解决已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何况目前我们的GDP还不能准确界定、统计未进入市场交易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仅以它作为对一国（一地）全部经济财富的衡量已显示出有所欠缺。
        在此情况下，一些国家提出并实施以GNH为核心的新标准，也有另一种提法GNC（Gross National Cool）“国民生活快乐指数”。不论称为GNH还是GNC,总之，经济发展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关注人的生存状况。近十年来出现的变化难以用传统经济指标来衡量。事实上，由以日本文化影响力（大家都知道如日本动漫对全球儿童和青少年的冲击）为核心组成的GNC已日益成为日本经济运行的重要衡量指标，其地位和价值不亚于GDP。韩国影视业的发展，其可观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显示出，一国的收支不能只用GDP作为衡量标准，GNH或GNC逐渐强劲起来。这一系统实际上很大成分是由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构成的。我国农村也有类似的变化。据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山东、河北一些原来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农村，近年来扎风筝、剪纸、捏泥人等产出的成品畅销海内外，当地这种家庭手工业的总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农业的收入；一家一户农民的收入也大大提高。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快乐指数”。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本来是副业的民间文化艺术产品变成了主业，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精神快乐已非传统的经济核算体系能尽数反映并充分体现。可见，对于经济相对稳定、发达，人的生活可维持在小康水平时，文化对人的生活快乐的影响日渐增大。因此，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指出，长期以来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核算体系既不能反映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足以反映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当然，没有GDP的不断发展，没有丰富的物质作保证，就谈不上幸福、快乐，无论是GNH还是GNC。
        从GDP到GNH（或GNC）的发展，是否可为我们史志工作者编史修志的观念提出一个新问题，我们究竟怎样来认识和理解GDP和GNH的重要性以及二者间的辩证关系?这并非说，当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第二轮修志，要我们来阐述、论证GDP和GNH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将影响我们在制作自己产品时行为实践的先导。比如，我们对社会生活、人民福利的记载，比重是否要加大?内容是否要加深?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不仅仅要花费笔墨详细记载这些部门的组织机构、人员队伍、设施、文件要求、达标、奖惩等许多执行结果的数字化情况，还需要考虑如何科学、系统地收集、汇总、记述与人民生活幸福程度相关的，更多、更广、更深的内容，甚至包括由于人为的、过度的乃至不合理的付出而导致的生态平衡破坏，有限资源的丧失，部分人的精神及社会的某些失衡，等等。比如，人所共知的，一度为挖、扒紧贴地面的、因香港、广东一带人图谐音喜好而走红的发菜，加速了本已荒漠化的西部土地的破坏，后采终于被禁止挖采和销售；又据党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播送：国家信息中心公布，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消耗3700亿元，相当于建设6个三峡水库的资金……这些货币都进入流通领域，也许成为当地GDP增长的一部分，但是长远地、根本地看，它们不仅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成为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阻力和威胁。我们的地方志对这类行为和现象不应当视而不见、无所记载。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编纂地方志要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条例的规定，是地方志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要义。具体的说，志书、年鉴如何全面、客观地记述好GDP和GNH所涵盖的内容，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活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记述。尽管地方志不以探索经济社会、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但不等于修志者无需探索历史大进程及其规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记载的面，各自的侧重和深度自然有差异。比如世界上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有认为国民福利取决于消费而非生产；认为休闲价值也要列入社会生产成本，等等；我们的立足点是自己的国情、地情，无须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但是，当他们提出一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传统的、不熟悉的新的视点或思维方式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是否可从中汲取某些能转化为有利于我们需要的合理因素?即使不适用的，也是可以发人深省的。
        再举一例：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力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人类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传统的“所得越高越幸福”的观念被打破。这一指标还加上三个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强调人力开发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困）、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达到以上指标是否意味着GNH就达到高指标了?不好断言。因为幸福本身是个抽象的概念，它由各种复杂的外在和内在的因素构成，如何能用数值来测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想出用传递和替代的办法，从社会健康、福利、文明和环保的角度，从相对外在的客观而非纯主观的精神感受来大体定义“幸福”，设置了一些相关的社会指标，用以间接地测量“幸福”。目前能参见的关于GNH核算体系大致由四大指数组成（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