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爸爸付彬和那些曾为自治区建设奉献毕生精力的老一代知识分子。

    我的爸爸是江西宜春人，1950年由南京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要求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21岁的他和十几位同学一起告别了鱼米之乡的江南小城，来到风沙弥漫、滴水成冰的北国——内蒙古大草原。刚到内蒙，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要求他们“立志边疆、建设边疆、扎根边疆”。主席的殷切希望给了这些热血青年以鼓舞和鞭策，他们个个激情满怀，积极要求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磨练，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奉献给边区人民。

    爸爸和另外三名同学被分到通辽一中当教师。刚到通辽时，由于气候、饮食等不习惯，嘴唇干裂，耳朵冻伤、吃不下饭，常患感冒。生活上的艰苦增加了他们的思乡之情，每到周末，4个同学会你提一包猪头肉、他拎一瓶酒、我买一大包花生米，凑在一起打发时光。尽管生活上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们的工作热情不减。爸爸教中学语文，他语文课讲得比较活，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他也是个文体活动的爱好者，打一手好篮球，是篮球场上小有名气的前锋。在通辽一中没多久就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在一次教育工作交流会上，时任开鲁一中的校长看上了他，非调爸爸到开鲁一中去任教。面对该校长的恳切邀请，爸爸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因为他就是要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改变边区的面貌做一点贡献。来到开鲁一中，他是该校当时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校领导对他非常重视，让他继续教语文，并让他把体育课、音乐课也开起来。爸爸在教好语文课的同时，把学生从没见过的鞍马、单双杠、平衡木等引进了体育课堂，教学生们掌握各种器材的使用要领，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音乐课上他用风琴伴奏教同学唱歌、学习乐谱。他教过的那几届学生几乎都会简谱，后来他们都说遇上付老师很幸运。

    爸爸是个比较活跃的人，当县各系统时兴跳交际舞时，他不仅是组织者也是实战者。他会吹黑管也会拉手风琴，既是舞会的乐队伴奏又是舞池中的舞皇。他那种洒脱的工作作风和浪漫的生活方式，在赢得一些同志的赞许的同时，也招来了个别人的指责。特别是校领导调换后，又赶上1958年反右斗争，爸爸只因和同志们开玩笑似的一句话：“现在的粮食太贵了，鸡便宜。买粮食不如买鸡吃。”就这么一句话爸爸被扣上了“反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帽子，另一条罪状是“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走白专道路。”几乎一夜之间爸爸失去了自由，进行隔离审查、交待问题。他不知错在哪？后因爸爸“认罪态度不好”而被投进监狱。当时爸爸只有31岁，我5岁，妹妹2岁。

    在监狱里爸爸满腔的委屈无处诉，不明白自己怎么竟成了“反革命右派”，无处宣泄的怨情促使他在监狱里经常打架。一次竟把狱友的肋骨打断了三根，他被重重地加了刑，迫于政治压力和亲人们的劝导，爸爸后来总算没再出事。“文革”中，哲里木盟领导石光华和云曙碧等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爸爸曾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故称爸爸是“他们的走狗”。说爸爸是“云曙碧手下的得力干将”，爸爸对这些无端指责只能承认。就这样在狱中度过了10个年头。1969年爸爸刑满释放，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当时妈妈为了生计已和爸爸离婚。爸爸把60多岁、37岁就守寡的老母亲接到身边。向妈妈要对我和妹妹的抚养权，妈妈只同意把我给爸爸，妹妹由她抚养。就这样我和奶奶爸爸组成了一个祖孙三代的三口之家。

    回到爸爸身边时我已是辍学2年多，并在生产队劳动的大半个劳动力了，爸爸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没文化，要饭吃也要供我上学。于是刚上小学三年就辍学的我跟班进入六年级（当时的初中一年）。自此，白天爸爸在生产队里劳动，我上学，晚上父女俩坐在煤油灯下，爸爸给我补习功课，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就能达到前几名了，从那以后爸爸就再没管过我的学习。

    爸爸从小生活在南方，一直没有摸过锄头。下放到农村第一大难题就是学铲地，农民朋友手把手地教他，他就是不得要领。用尽全身力气把锄头伸出老远能把地刨个坑，往回拉锄时不会运锄又带回一堆土，不知为什么，他怎么也学不会农民锄地时那种轻松自如、流畅的技能。他那拉弓射箭的样子光看都觉得他累，每天铲地他总是被大家甩得老远。一次暑假劳动，看到爸爸那骨瘦如柴、弯腰驼背的身躯在大家后面艰难地挥着锄头，我心都碎了。回到家一句话也不想说，一个劲地掉眼泪。爸爸知道我的心事，走到我身边，把我揽在怀里，深情地说：“孩子，不要太难过了，铲地落后算什么？以后慢慢会好的。”后来生产队照顾他让他放牛，爸爸自此也就成了牛倌。

    农村的条件非常艰苦也很枯燥，为排解忧愁、苦闷的心情，爸爸学会了拉京胡，几大样板戏的唱段他都能自拉自唱，也教会了我不少唱腔。冬闲周末时，他会一声不吭地坐在屋子里拉京胡，高兴时会自拉自唱，也会再三动员我来几段。抑扬顿挫的戏曲声会招来周围邻居坐家观赏，这时爸爸最高兴、也最甜蜜。我从那些京剧唱段中也吸取了不少营养，尤其是李铁梅的“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我应该要挑上这八百斤”，这一唱词一直激励着我向前！

    转眼我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每到年底生产队会搞阶级斗争批判会，“右派”爸爸免不了是批斗对象。我是生产队少有的高中毕业生，又是共青团员，一开斗争会就让我写发言稿，而且是爸爸在台前低头认罪，我在台上念批判他的文章。为此我很无奈、也很苦恼。爸爸跟我说：“孩子，这好比舞台上唱戏，有的人在台上唱黑脸，有的人在台上唱白脸。你发言批判我实际是应合形势，怎么批我不也是你爸爸吗？不要太认真了，你就把这当作是唱戏。”爸爸的一席话让我改变不少，后来也只好顺其自然。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春天。77年恢复高考，我考进了长春地质学校。78年爸爸在几次找县政府要求平反无果的情况下，只身一人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找原哲里木盟委副书记云曙碧同志，几经周折方得招见，当爸爸站在云书记面前，伸出粗糙、长满老茧的手，向她讲述自己的一些遭遇时，云书记流下了热泪，随即告诉爸爸“先回开鲁等着，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爸爸告别了亲人般的老领导，回开鲁等消息，不久爸爸的政策得到了落实。

    爸爸被就地安排在开鲁县大榆树中学当教师。重获新生的爸爸，又能登上他魂牵梦绕的三尺讲台。49岁的他不管白天黑夜，抱着收音机，拿着英语词典又学起了英语，不管什么时间他一讲不拉地反复学习，他现学现卖，成了大榆树中学的第一位英语教师，此项工作一直干到他退休。

    1998年，享年69岁的爸爸离开了我们。他曾说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把他写给云书记的一副毛笔字装裱好送给她”。最大的欣慰是：实现了乌兰夫主席的希望“扎根边疆”。

    爸爸的在天之灵，看到内蒙古今天的辉煌变化一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陕西省地矿局九○八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