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史学史、方志学和谱牒学专家仓修良先生撰著的《仓修良探方志》于2005年10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本独特而厚重的学术著作，书中收录了作者四十多年来有关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基础理论、方志编纂学等方面的部分论文，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方志的历史和方志理论；二是对第一届修志中出现问题提出商讨和评论，对于好的和具有特色的志书加以评价，向读者推荐；三是谈论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全书论证严谨，资料翔实，创见迭出，填补了方志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有很高学术价值，不仅是了解方志学科的入门之作，也是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纵观《仓修良探方志》，我感到该书的出版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第一，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志理论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示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应，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的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相应的各种学术著作。仓修良先生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志理论研究，才能讲清方志发展的规律。如关于方志的起源，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有的主张源于《禹贡》，有的坚持导源于《山海经》，有的认为出自《周官》，有的则说溯源于古代诸侯国史，还有人提出“多源”之说。由于孤立地仅就某书来谈起源，抛开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重要因素，因此说服力都不是很强。仓修良先生认为要讲清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必须把它放在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必须密切联系当时社会的条件进行考察。仓修良先生对方志学的贡献之一，是第一次讲清了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他认为方志起源于两汉的地记，地记、图经和定型方志是方志发展的三大阶段。为什么方志起源于两汉的地记，仓修良先生联系时代背景进行考察，他从方志的名称开始，层层进行分析：方志，史家称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之志”，这说明，它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一种著作。我国的郡县制度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在全国确立推行的，在郡县制度尚未确立之前，自然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秦虽推行了郡县制度，但它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其间连一部国史也无人去过问，哪里还会有人去编写郡县之书?汉承秦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武帝初年，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繁荣，这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了西汉后期，地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豪族地主势力不断壮大，这就为产生地方性著作提供了温床。从这个时候开始，各地先后产生了许多地方性的人物传记和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经过两者发展汇合，从而产生了方志的初期形式——地记。仓先生除了根据它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之外，还依据了确信的史书记载。他所根据的是《惰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中“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的记载，说明地记这类著作也是经统治者提倡而开始创作的。值得注意的是“郡国之书，由是而作”这一点。这说明了带有地方性的郡县的志书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由于持之有据，言之有物，述之成理，因此说服力极强。至于为什么隋唐时期方志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图经的发展与繁荣，进入宋代以后，方志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定型阶段，为什么不同阶段会有不同名称，仓修良先生也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因此《仓修良探方志》，不仅是我们了解方志的发展历史的生动教科书，更为我们树立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志理论研究的榜样。
    第二，为我们树立了“善于争辩”和深钻细研的治学风范。“善于争辩”是仓修良先生的学友们给予他的评价，仓先生也承认这一点。仓修良先生认为，做学问就是要能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做无病呻吟的文章是没有价值的。对学术界的历史悬案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对别人研究的结论不同意而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通过辩论可以搞个水落石出，可以辩出真理。“善于辩”贯穿于《仓修良探方志》整本书。如《论方志起源》、《再论方志起源》、《地记与图经》集中考察了方志的形成过程，对方志源于《禹贡》、源于《山海经》、源于《周官》、源于古代诸侯国史，“方志多源”说等，一一进行考辩，从而提出了地记、图经、定型方志的方志发展三阶段说，奠定了方志发展史的基础；由于唐和五代的图经，没有一部留传下来，从名称推断，学界有图经是“地图加文字说明”，以及图经是“以图为主，辅之于文字”的一种著作等看法。仓修良先生经过对文献记载的隋代的《区宇图志》，流传至今的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南宋的《严州图经》样本的分析，得出图经“实际上是指这种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不是说皆以图为主”，并从宋人和元人(《舆地纪胜》、《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著作)将《严州图经》著录成《新定志》，时人将志与图经视作同一概念的事实，证实了上述看法。敦煌图经残卷发现后，仓修良先生又对残卷进行专门研究分析，并写出了专篇文章，终于提出“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区域性著作，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地方文献，它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具有地方志的许多特征”，并且“它的图一般都放在全书的卷首”的结论，纠正了学界关于此问题的旧有臆断与通形成说。针对方志界有人认为“方志这种著作形式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说法，仓修良先生在《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方志学通论〉修订本前言》中进行了考辩，仓修良先生承认我们周边的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历史上的确都曾编修过方志，但由于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各异，特别是由于没有国家制度保证，因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坚持下来。至于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地方志，甚至在英文中还没有“方志”的合适的译名。从而提出了“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传统”的观点；对方志的主要特点，方志界有人概括为“横排竖写，横竖结合，横排门类，竖写史实”，仓修良先生在《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等文章中进行了辨析，认为这种提法“不科学”。因为我国古代史书的体裁，除编年体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政书体、会要体、学案体等无一不是“横排门类”，然后竖写，从而得出“横排竖写”绝不是方志特有的特点，进而提出方志编修应当“以类相从，按类编修”的观点。此外，对新一轮志书修纂过程中的“修”和“续”等问题仓修良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仓修良先生“善于辩”的前提，是他具备明辨是非的眼光，而这又源于他扎实的史学史、方志学、谱牒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仓修良先生的辨，基本上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中心，但有时也辅之于考古实物和社会调查，如对唐和五代的图经的研究，除文献资料外，还有对敦煌图经残卷的分析；在提出方志编修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传统这个观点时，除了文献资料外，还专门向日本、韩国和美国学者作了调查。
    第三，倡导了新志评论“不隐恶，不虚美”的良好风尚。新志评论是方志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方志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担负着指导志书编纂和丰富、完善方志学科的双重任务。然而当前新志评论不尽如人意，虽然有不少写得中肯的评论文章，但大多数都存在浮而不实的廉价的虚美、恭维乃至吹捧。仓修良先生认为要对一部志书作出较为公平合理的评论，必须做到“兼善”和“忘私”。兼善就是兼取众家之长，要对众多新志书有所了解，不能仅做一部书的文章；忘私是指不蔽于个人情感的爱憎，片面地肯定或否定，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纵观仓修良先生《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所涵括的一组系列文章及其它一些文章，笔者感到他确实做到了既“兼善”又“忘私”。对于成功的做法和经验，给予了热情洋溢的充分肯定，如对《淳安县志》的篇目设置尤其是将《移民》和《千岛湖》独立成篇；对《萧山县志》的《围垦篇》；对《镇江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内容的记载；对《广陵新志》古城新貌特色的反映及为普通人树碑立传；对《东阳县志》篇目设置尤其是将《工艺》、《建筑》和《艺文》独立成篇；对《常熟市志》将《藏书》与《著述》独立成篇；对《萧县志》将《书画艺术》独立成篇，将《抗日战争时期三方政权》集中编写；对《嘉善县志》对江南重赋及和合生产队1958—1960年的调查的记载；对《绍兴市志》设立《名家学术思想》卷、《戏曲曲艺》卷以及《丛录》中记载的“绍兴师爷”、“堕民”及较大篇幅的“艺文”的总体设计；对《宁波市志》的《外篇》；对《秦淮区志》将人们记忆中早已消失的‘票证’写入志书；对《通渭县志》1960年通渭饥荒的“实话实说”；对《苏州市志》将《文物》、《刻书 藏书 著述》、《城巷河桥》独立成篇，及《政事纪略》、《杂记》卷的设置等等，他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于存在的遗憾和问题，他又提出十分善意却不留情面的批评，如许多新修的方志过分强调经济部类，而忽略其他的内容；半数以上的新修方志都没有“艺文志”；民国时期的内容不但极少，而且有的还把民国时期的政府机构编入“附录篇”；众多新编方志的序文成了因人而设的装饰品，一书多序较为常见；方志本来是资料性的著作，有的却过多地谈论一些主观的内容和规律；有的志书不敢“实话实说”，报喜不报忧；有的志书搞超越方志体例和违备方志传统特点的“新创”；以及有些志书篇目不尽合理，没有充分反映地方特色等。仓修良先生对新志的评论，对完善新方志学的理论体系及新一轮方志编修的具体实践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学理意义。
    第四，为学界树立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良好风范。仓修良先生认为学术研究，存在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但是在讨论中必须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当别人已经指出你的看法是错误时，理所当然的应当审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真的错了就不必惋惜而放弃，若是觉得并没有错，则应当勇敢地进行辩论。仓先生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在1990年出版的专著《方志学通论》中，仓先生以可知的著作数字为依据，将魏晋南北朝、宋朝、明朝、清朝作为封建时代四次修志高潮。书出版后，有学者对仓修良先生提出建议，认为“四次高潮”提法不太妥当。仓修良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认为“确定某个朝代是否是高潮，仅仅是依据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当时产生的著作数量为标准，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以唐朝而言，所修图经尽管一部也未完整流传下来，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唐朝所修图经数量不多，元朝也一样。因此“从魏晋南北朝以来，我们可以研究出几乎每个朝代修志，都曾出现过高潮，因此，高潮越多，也就显示不出高潮的意义了”因此，在《方志学通论》再版时，仓先生将“四次高潮”删去。然而如果觉得自己的观点没有错，仓修良先生则进行争辩，仓修良先生认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尽管他也懂得，“要批驳错误的观点，势必牵涉到人，甚至可能得罪一大片。但考虑到事关新一代方志编修的质量，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连这点胆量和精神都没有还谈什么做学问呢?”因而，尽管常常遭到不被理解的悲哀，感受到“无人理会”的悲壮，但他依然这样做了，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品格和道德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