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一生的追求是八个字：志在强国，心在富民。他从美国冲破重重阻力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52年来，不但为“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而且以他首创的知识密集型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理论，指导了西部大开发的科学进行。而这些，都与内蒙古的大漠、草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钱老回国的第二个十年，为了造出中国自己的火箭，便走进了茫茫的内蒙古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并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和世界沙漠资源与沙漠作用的不同凡响的思考。
        据钱老回忆，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参加我国火箭、导弹发射试验，曾到过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河边。他说：“旁边都是沙漠戈壁，我在工作的间隙中到处跑跑，发现原来我理解的沙漠戈壁概念不对。沙漠戈壁并不是一片荒凉，而是有不少其他地区没有见到的动、植物。每年基地要发展生产，就是挖甘草，挖出一大卡车一大卡车的。我跟基地的人说，你们这么只挖不种，挖光了怎么办?还有基地的伙房挖梭梭树，说木头好，烧时火旺，我就说老挖不种挖光了怎么办?我就从这里得到启发，觉得戈壁不完全是不毛之地，关键是我们要经营，用科学技术来经营管理。”此后20年，如何用系统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沙漠戈壁，用新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沙漠戈壁，合理开发沙生动植物，让沙漠生物利用太阳能为人类创造财富，已进入钱老的战略思考范围。1994年9月29日，他在会见全国沙产业研讨会代表时举例说：“我在国防基地时，额济纳河就是靠祁连山的水，基地也是有水，有水就可以种水稻，一没水就完了。现在听说祁连山上游发展农业，水用得多了，现在再到基地去，河里恐怕就没有什么水了。但是这些地区阳光是比较强，要充分利用阳光——沙漠戈壁地区特殊充分的要素。”他认为换一种思维看沙漠，沙漠就不是害，而是宝。要利用阳光，通过生物，延伸链条，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创造财富，造福人民。他说：“沙漠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那就靠沙产业了，于是我冒叫一声‘发展沙产业’!”   
        钱学森院士深刻地分析了内蒙古沙漠地区农业气象资料、土地资源特征，指出那里不仅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制约因素，也具有独特的自然优势。沙产业愈发达，第一性产品的产量就愈多，人们为追求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盲目开垦和放牧就会相对得到控制，脆弱的自然资源就会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他觉得内蒙古正以地貌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和资源的多样性，构成了中国西部的一个缩影。要立足内蒙古看西部，通过西部看中国。西部的建设“不应是东部的翻版”。于是，1993年12月，他邀请刘恕（有国际知名度的沙产业专家）、董智勇（林业部老领导、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理事长）等同志讨论沙产业和林业问题时指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森林少、土地沙漠化。林业要转变经营思想，加快发展，从现在开始，要研究中国西部问题。特别是中国西部的沙漠治理和合理开发问题。”1994年7月，钱老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郑重建议：“在不少于100年的过程中改造利用沙漠，这就是沙产业的任务。我们要在100年内逐步地做，中间不断地有所发展。”   
        内蒙古党委副书记杨利民在甘肃省敦煌地区工作时，曾响应当时省委书记宋平同志的号召，尝到了应用钱学森理论发展沙产业的甜头。到内蒙古工作后，他结合沙区调研，深入学习钱老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论述，进一步认识到“沙漠化是贫困化的同义语”。西部大开发，生态是重点，沙漠化防治是难点，沙区群众脱贫致富是焦点，突破口是产业化，现实的选择是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他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内蒙古沙产业发展步伐》一文中概括了钱老沙产业理论的四个特点，即围绕一个“省”字，坚持走资源节约再生的循环经济之路；突出一个“链”字，坚持走“草畜工贸四结合”的龙型生态经济之路；强调一个“转”字，坚持走新型的工业化的集约经营之路；追求一个“增”字，坚持走技术创新、成果集群、系统耦合、利用综合、文化衔接和效益迭加的知识经济之路。钱学森办公室的同志看完这篇文章，对笔者说：“杨利民同志正确地理解了钱老的沙产业科学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钱老一直重视内蒙古等地沙生植物中草药材的产业化。他发现“目前人们从沙漠戈壁获取的只限于采集特产的药材，但也只采不种”。他说：“作为沙产业，这就应该改为既采又种，提高产量。”
        内蒙古阿拉善盟苁蓉集团人工种植梭梭，接种珍贵药材肉苁蓉取得成功；阿拉善右旗苁阳公司人工种植白刺，接种珍贵药材锁阳取得成功，都因科技人员突破了关键技术而建成了生产基地和面向市场的产业链，开始取得可喜的经济效益。钱老听说后很兴奋。他对阿拉善盟盟委书记杨力生同志说：“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有好多产品，有驼绒、苁蓉酒、中药产品，这些产品是远销国外的。我觉得现在西药太简单，人要活得好还得请中医。现在外国人也是这样，他们很重视中医药，外国的老人也很相信中医药，所以中医药、中药材要发展，是有很大很大前途的。内蒙古沙漠地区的产品将来不得了，身价百倍。”1995年11月，钱老听说阿拉善左旗保健饮料厂生产的“八卦泉”牌苁蓉酒很受市场欢迎，称赞“这是发展沙产业的一条好路”。

 

 

        1984年5月下旬，内蒙古日报科学副刊《科学宫》的责任编辑，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向钱老发出一封约稿信，请他百忙抽暇，给边疆党报的科学园地播点科学的种子。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刚过半个月，一封落款“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钱学森”的挂号信递到了编辑部。剪开信口，拂展素笺，老科学家苍劲俊逸的手迹赫然入目：“五月二十五日信收到，遵嘱写了一篇短文《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现寄上，请审阅。此致敬礼!钱学森。“时间：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报社同志一口气读完钱老的来稿，又是兴奋，又是激动。钱老专门分析了内蒙古的草场资源，细心研究了当时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的有关文章，结合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给内蒙古提出了“资源带动，产业联动，科技兴区，后来居上”的独特方略。
        钱老专论观点新颖，充满战略的思考；论证严谨，丝丝入扣，通篇闪耀着系统工程的熠熠光辉。
        他高屋建瓴地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有13亿亩草原，如果“下决心抓草业”， “可是件大事”。因为“农田少，大约才7千万亩，而草原面积却是农田面积的18倍还多，所以草业的产值完全可以大大超出农业的产值。一旦内蒙古带好这个头，全国的草原利用好了，草业兴旺发达起来，它对国家的贡献不会小于农业。”   
        内蒙古日报的同志反复学习此文后感动地说：“一位闻名世界的系统工程学家，一位工作繁忙的科学泰斗，对边疆报纸科学副刊编辑的一纸相约，竟如此高度重视，专门撰文论述，开拓新的领域发起研究，实在令人肃然起敬。”钱老的文章详细论证了草产业不被重视的历史原因，勾画出了如何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草产业的新食物链、新结构图，包括精心种草、饲料加工、工厂化饲养、畜产品综合加工；利用畜粪种蘑菇、养蚯蚓、沼气发电、残渣养鱼、废液还田；从草业综合基地、定居点、现代化草业新村（即小城镇）到旗县经济、通讯电视、政治文化、教育中心，进而提出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建设的新理论和新模式——利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并创立中国式的现代化草业和草业系统工程。钱老大手笔的纵横比较，大视角的条分缕析，使人耳目一新，如沐春风。   
        钱老这篇专论在1984年6月28日《内蒙古日报》科学副刊登出后，《技术经济导报》和《人民日报》相继转载。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高度重视，责成内蒙古科协组织知名专家座谈钱老专论，要求报社编辑写信央请钱老把创新理论展开叙述，以便决策层专题研究，指导工作。钱老欣然应允，于1984年7月7日寄来了他放眼21世纪的西部开发战略思考《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

 

 

        “十五”期间，钱老上书党中央，以科学的沙漠观、草原观开发西部的信息引起内蒙古新一届党委领导的高度重视。2001年8月12日，储波书记从三湘大地调内蒙古高原工作。几天后的8月31日，就在内蒙古政协专家的《钱学森与西部开发》的报告上有肯定性批示：“看后很受启发和教益，办任何事都要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要重视应用系统工程的观念来指导生产建设与产业发展。”储波书记同意钱老的观点：西部开发的战略选择，—是要开发性治理，寓生态环境的保护于科学开发之中；二是要高起点、产业化、综合利用、系统工程；技术路线则是“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为此，他委派内蒙古党委副书记杨利民出席支持党委政研室和政协经济委员会等联合举办的“钱学森与西部大开发研讨会”，要求着手筹建全国第一个省区级的“沙产业草产业协会”。杨利民副书记请政协副主席夏日牵头紧张筹备，并派人与钱学森办公室（以下简称“钱办”）联系，及时汇报进展情况。我们向钱办同志表达了想请钱老担任名誉顾问的愿望，竟然如愿以偿。
        2002年12月18日，钱老给杨利民和夏日发来了祝贺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成立的贺信。信中说：“喜闻内蒙古自治区沙产业草产业协会成立。我认为，这是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此，我谨表示热烈祝贺!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讲到西部大开发问题时提出：‘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内蒙古的优势产业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沙产业和草产业，这是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内蒙古的同志紧紧抓住了这两大产业，真正建成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和草产业，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2002年12月22日，钱老派自己的学术秘书涂元季将军冒雪赶赴呼和浩特，参加协会的成立大会。涂将军代表钱老从协会名誉会长、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兼政府常务副主席岳福洪同志手中接过了协会聘钱老为名誉顾问的聘书。涂将军说： “钱学森院士多年来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即不挂名任何名誉职务，为此，他曾谢绝过各种单位和社团的盛情邀请。但这次却破例答应给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当名誉顾问。这充分体现了钱老对内蒙古的深情和厚望。”
        2003年以来，新华通讯社按领导指示，派出记者多人深入内蒙古和陕甘宁、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考察沙产业、草产业进展情况，登载了一批有情况、有分量、有思考、有建议的好文章。钱老看到后很高兴，他亲笔署名给新华社田聪明社长写信，赞扬新华社高度重视，如实报道中国的沙产业、草产业发展状况，是在“抓21世纪西部开发的一件大事”。

 

 

        钱学森院士晚年退出国防科研一线工作之后，结合自己常年在西北卫星发射场工作的所见所闻，向党中央领导建议：以历史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次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指“一五”期间和上个世纪70年代“小三线”建设），强调跨世纪的第三次“开发中国的西北部，以科学的方法和市场经济体制来开发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钱老指出，西部开发要尊重西部特殊的生态规律、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要用科学技术解决西部群众的贫困问题。坚持生态生计兼顾，治沙致富双赢。用产业化带动工业化、城镇化。要变绿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义回报为面向市场的物质回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统一，“绿起来”更要“富起来”。
　　1999年，号称“内蒙古私营企业前几强”的东达蒙古王集团，响应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斥巨资进军库布齐沙漠，搞起了沙区适生灌木沙柳的产业化综合利用项目。内蒙古政协经济委员会及时发现了这个典型。认为东达蒙古王集团利用灌木“平茬复壮”的特性（4年不平茬就要枯死），开辟了工业用途，开创了“沙柳造纸”新工艺，使生态、扶贫、环保一举三得。以“沙漠增绿”带动“资源增值”、“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说服力很强。内蒙古政协王占主席高度评价这个项目，他指出：“恢复生态，发展生产，提高农牧民生活要统一。‘三生统一’体现在项目链条上，是东达蒙古王集团沙柳产业化项目的特点和优点。过去内蒙古为绿化抓绿化，成效不大。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很好地把生态建设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把长远效益与近期效益，把治沙和致富结合起来。如果说沙柳制浆造纸可行，是技术问题；那么在‘三生结合’上用了一个较好的机制统一起来，就很有政治意义了。‘三生统一’的探索不容易，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政协同志认为，钱老曾连续几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东达蒙古王集团的这个项目雄辩地证明钱老沙产业理论的正确和可行，便向钱老作了书面汇报。10天后，九十高龄的钱老亲笔署名复信。钱老说：“您二位（指赵永亮和郝诚之）2001年5月20日给我的信和‘关于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在库布齐沙漠实施沙柳综合利用产业化工程’的材料我都看到了，非常感谢!看了你们的材料，我认为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林、草、沙三业结合起来，开创我国西北沙区2l世纪的大农业!而且实现了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链，达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并预祝你们今后取得更大成就。”
        这个项目内蒙古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及时列入自治区“十五”计划重点发展项目。2002年12月1日，储波书记调查东达蒙古王集团沙柳产业化进展情况后，在一份汇报材料上批示：“材料都看过了，搞得不错。鄂尔多斯市及（自治）区直有关部门要支持其做大做强。”2006年秋，储波书记在鄂尔多斯市两个文明现场会上讲话，高度赞扬该市运用钱学森沙产业草产业理论，做到了绿化、转化、产业化，经验值得推广。
        钱老对储波书记重视和推动沙产业、草产业发展，内蒙古在全国率先把“大力发展林产业、沙产业、草产业”写进“十一五”规划很满意，署名赠送了新作《智慧的钥匙——论系统工程》。2006年12月，他派亲属代表钱永刚教授参加“内蒙古宣传践行钱学森沙产业、草产业科学思想系列活动”时，宣布了捎给内蒙古干部群众的如下一段话：“内蒙古人民在‘两弹一星’，在载人航天事业上做出了贡献。今天又在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上给全国带了个好头，我希望他们搞得更好。”

 

 

        钱学森院士是我国极有国际影响的伟大科学家，又是心理装着边疆各族群众的人民科学家。他不但非常关注内蒙古党政领导的思考，而且对自治区科技人员的交流十分重视。
　　1985年4月，钱老在“中国草业问题研讨会”上发表了有名的《中国草业产业》的讲话，阐述了他对诞生了“一代天骄”的内蒙古大草原没有成为我国经济新优势的思考，深刻分析了我国“草原亮出黄牌”和草业不被重视的原因及后果。他引用了周惠同志发表在《红旗》杂志1984年第10期的文章《谈谈固定草原使用权的意义》的一组统计数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共有13亿亩草原，1947年到1983年这37年里，畜牧累计产值100多亿元，折合每亩草原年产值才0．2元多。”钱老说：“这的确比每亩农田的年产值小得多，只有个零头。但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钱老痛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执行重“粮”轻“草”政策，一味强调“以粮为纲”的舆论导向有偏颇。他发现有分内部材料上竟然写着“我国人民吃肉不能靠草原”，理由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统计数字说明，草原畜牧太困难，不如在农区搞肉吃”，继续大养其猪。钱老对缺粮国家还大养食粮动物非常不解。他生气地说：“照此说法，我们讲的草产业就走不通了。我看说这种话的人是目光短浅，看不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草原就不能进入良性循环吗?”
        钱老分析认为，事出有因不外两条：一条是“广大干部受历史发展的限制，总以为草原是取之于自然的，天经地义，用不着去经营，也不愿去经营”；另一条是“草原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怎样才能同牧民的畜牧承包制结合起来，做到草畜经营统一，长期未能解决。因此牧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1984年6月，钱老高兴地对北京的专家们说：“这个认识问题现在终于得到解决!”“在内蒙古牧区推行了草场划分到户（组）提取草原管理费，牲畜作价归户适当提留的生产责任制，也就是草畜经营统一的生产责任制，”内蒙古自治区通过一系列改革生产关系和大锅饭体制的措施，解决了这个牧区的“老大难”问题。
        为了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在草产业发展上走进全国前列，1984年6月以来，钱老多次通过书信，指导内蒙古抓好“建设试点”，认为“先从奶、肉、毛、绒四个类型做起很好”。钱办的同志说，从蒙牛乳业集团给航天员杨利伟提供专用奶，到伊利乳业集团争当2008年国际奥运会赞助商；从“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广告到“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小肥羊”的自白，内蒙古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大好消息，让钱老感到特别欣慰。他的秘书顾吉环同志说，神舟六号飞船升天，钱老从电视上看到了报道。当主持人说起飞的地点是甘肃酒泉时，钱老纠正说：“是内蒙古吧?我记得是内蒙古!”2004年11月，钱老在家中听了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会长夏日同志的汉语汇报，握着手亲切地鼓励说：“内蒙古很有成绩，做出了榜样。你们要把沙产业草产业事业推向全国去!”
　　钱老对少数民族学者的感情，常常溢于言表。蒙古族“试管羔羊之父”旭日干院士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钱老在书信中当好消息通报给北京的科学家。1988年5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蒙汉语兼通的达斡尔族研究员额尔敦布和同志，给钱老寄去了用汉文写的研究成果《牧区“白灾”及防御对策》。钱老两周后即亲笔写了回信，信中说：“您汉语文用得这么好，而我对蒙古语、蒙古文却一语一文不懂，真比您差远了；蒙古族是我的兄弟民族，我真对不起您啊，请谅!至于您的论文，我也不是搞牧畜草原事业的，所以不敢妄加评议。我只想说您提出定居放牧，自然是能从根本上解决‘白灾’的危害；而且定居放牧也是草原畜牧业走向将来知识密集草产业的必由之路。所以应下决心作此长远打算。”额尔敦布和同志接信很感动，写信恳求拜钱老为师。钱老6月29日回信说：“6月16日来信收到，您对我过奖了。让我当您的老师，这我不敢；对社会科学我是外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我也只知其中一小部分，所以不能是您的老师呀。我们算是同道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工作的同志!我有不少这种同志。但达斡尔族的同志，您是第一位!让我们用通信合作吧。”钱老特意告诉额尔敦布和研究员：“在呼和浩特市还有一位搞草原畜牧工作的同志和我常通信，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的王明昶同志，您知道他吗?王明昶同志对您要研究的问题可能会有比我更多的作用。”王明昶研究员的工作单位既是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又是内蒙古草原研究所，他受钱老厚爱，通信多达16封。
        据笔者所知，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除上述几位专家，与钱老鸿雁传书、获益终生外，得到钱老书面指导的还有不少。如包头市原市长乌杰、阿拉善盟盟委书记杨力生、内蒙古大学著名教授刘钟龄、内蒙古卫生厅老干部沈湘汉、呼和浩特市教育科研所老所长刘彦、内蒙古中蒙医院老中医唐学正、伊克昭盟医院主任医师徐宝源、乌兰察布盟科技情报研究所原科研人员张颖清、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董树君、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资深科研人员李长域、内蒙古党委组织部人才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郝诚之和内蒙古日报资深记者常斗同志等。据不完全统计，与内蒙古各族学者的通信总数不止40封。今在北京的李长域教授说得对：“当时，钱老七十开外，已届古稀。本身肩负着国家许多重大课题的指导和研究，同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的往来也不少，还要经常参加各种类型的会议，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之中，还对内蒙古的十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予以关注，亲笔写出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其广阔的胸怀，高度的科学责任感，不辞劳苦的精神，对民族地区的深厚感情和用科学武装边疆人、富裕边疆人的行动，都是非常感人的。”
        还有一件事也令笔者感动异常。1989年9月，呼和浩特市第三中学初三五班学生自发建立了“钱学森班”，他们向“钱爷爷”书面汇报了一年来思想上、学习上的变化和打算。钱老接信后很不安，他让学术秘书涂元季将军代笔给“同学们”回信，善意劝阻。内容如下：“钱爷爷读了你们的信，心理很不安。他认为，自己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点工作，那是一位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如果说取得成就，那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至于个人的贡献，那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一提，更不能与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相比，因此，他希望你们不要以他的名字命名，千万不要这样。”呼和浩特市教育科研所老所长刘彦研究员2006年3月与笔者谈起此事时，还感慨万端：“老科学家这样谦逊，对我们内蒙古的孩子都这样重视，真是高风亮节，中华楷模!”

（作者：郝诚之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草业系统工程学会草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政协经济论坛》执行主编。郝松伟是其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