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交流 蒙古文网站 无障碍浏览


当前位置：内蒙古区情网  /  数字史志  /  期刊  /  方志期刊  /  2006年  /  第三期

第三期

  • （地方掌故）大盛魁与“设并地”——“大盛魁现象”之十
  •     自清康熙年间归化城同外蒙古和新疆通商日趋频繁以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召河一带逐渐成为大盛魁蓄养羊、马、牛、驼的重要牧场，也是牲畜交易的最大集散地。
    　　召河位于归化城正北的大青山背后，距归化城不到二百里。召河四周是一片草原。召河草原东至四子王旗界，南至武川县六号梁，西到土默特旗北界，北至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南界，东西约六、七十里，南北约四、五十里，总面积约3000多平方里(约1000平方公里)。
    　　召河草原蒙古语称为“锡拉木伦草原”，今汉文写为“希日穆仁草原”。锡拉木伦草原上有一条小河，即锡拉木伦河。河的北面有几座小山，其中有一座山为敖包山。河的南岸建有一座喇嘛召庙，蒙古语称为“锡拉木伦召”。清朝乾隆年间，清廷赐名为“普会寺”。因普会寺原系归化城席力图召的分召，又是席力图召活佛的避暑召庙，因此也被称为“后席力图召”，俗称为“召河庙”。
    　　普会寺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自普会寺落成之后，围绕普会寺四周居住了不少喇嘛和牧民，他们大部分是“哈拉罕人”，即明清时期分布在内、外蒙古地区的喀尔喀十二部蒙古人的后裔。从清朝初期起，凡是札萨克喇嘛或大寺院治下的属民，包括喇嘛僧众和牧民，统称为“沙毕那尔”，汉语称为“设并”；因此召河草原被当地人称为“设并地”；普会寺也被称为“设并召”。从前清开始，因为“设并地”是归化城到外蒙古以及新疆的商运必经之地，又是一块寺名水清、土肥草茂的“风水”之地，故人们把“设并地”称之为“聚宝盆”，把召河茶驼商路称之为“金银河”。
    　　大盛魁每年从外蒙古赶运回来的热羊热马，冬羊冬马，以及一部分骆驼和牛，都集中在“设并地”蓄养放牧。大盛魁与内地羊马商贩的羊马买卖，大都是在“设并地”一带成交的。在每年农历七月间的热羊、热马交易季节和每年农历十月以后的冬羊、冬马交易季节，参照北京地区市场上的羊肉价格和汉口、河南以及其它各地市场的马匹价格，须由大盛魁先行开盘行市，把羊马作价批发给它的四家京羊和汉口马庄等分支、小号。这些分支和小号在接收总号推给它们的羊马后，能在当时推卖出去的就推卖出去；当时推卖不出去的，就留在“设并地”一带牧养，待机出售。为了经营、放牧、运销好羊马，大盛魁经销羊马的分支或小号，经常要雇佣牧工和杂工上千人乃至一千几百人。在这一带，也有其它商号的类似人员，还有为商牧服务的铁工、木工、毡匠、熟皮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员，使以往人烟稀少的“设并地”一带一度成为六畜兴旺、商贾丛集、商运发达、各业繁盛的草原闹市，同时也就成为大盛魁牲畜交易的重要根据地。“设并地”的繁荣辐射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归化城同外蒙古通商初期，这一带所需的粮食完全由归化城的“陆陈行”供应。如兴盛魁就是专门供应大盛魁粮食的陆陈行。以后由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距“设并地”三、四十公里的可可以力更(简称可镇，现为武川县城)逐渐成为米、面、油、酒等生活日用品生产、加工的供应地。如当时可镇开设的元盛兴、天合公、广成魁等商号，就是专门为供应“设并地”一带的米、面、油、酒而开设的。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在“设并地”也先后出现了粮食加工业的商号，如富盛岐、洪记、义隆泰、广益魁等。洪记商号是专门为大盛魁在召河及“设并地”的分支小号供应米、面、油、酒的商号，它以粮食加工为主要业务，还开办了榨油和烧酒的作坊。它有四盘三条杆的大磨，每日可制成八石多(约合2400斤)小麦的面粉(约2000斤左右)；它有两盘两条杆的大碾，每日可制成四石多(约1200斤)莜麦的莜面(约1000斤左右)。总共每年可制成白面和莜面100多万斤，完全供给大盛魁的羊马场和骆驼“房子”的店员和工人们食用。
    　　自从“设并地”成为羊马集散地以后，召河至可可以力更以及可可以力更周围一带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清代到民国年间，可可以力更便以通事行与陆陈行为主要商业，以拉骆驼的和“跑趟子车”(即居民中以养轿车接送来往旅客为业者)的为主要居民。通事行的几家主要商号，有义盛昌、万盛公、庆生厚、义盛隆、隆和义和兼营陆陈行生意的广成魁；陆陈行的主要商号有元盛兴、天合公等。
    　　召河与可可以力更之间的村落以及可可以力更周围的一些村落，为数不少的是清代形成的，而且与通事行和陆陈行有着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村落有许多是以当时的商号名称命名的。例如象福如东、大兴昌、西城丰、四合义、广益泰、三义元、康油坊、大盛和、西伙房、万成店、广庆隆、庆隆店、万兴元、天德店、庆和昌、兴业堂、福兴元、吉恒泰、三圣泰、三合玉、合兴元、吉成魁、丰盛元、车铺、大豆铺、洋行等等。这充分证明了清代“设并地”的繁荣对附近地区的影响与辐射是显而易见的。
    　　从召河到可可以力更，有一条互相连贯的“大营路”，是为当时的大盛魁等旅蒙商号的运输驼队和赶运羊马群而开辟的商运通道，并且沿途还打了不少人畜饮水井。以后召河到可可以力更之间的草原大部分被开垦为农田，但仍然保留了一条近四丈宽的“大营路”。按说四丈宽的通道已经不算太窄了，但大盛魁当时赶运羊马还嫌狭窄，多次请求清政府再能加宽些，并请求严禁道路两侧的农户套耕蚕占“大营路”的土地。
        大盛魁视“设并地”特别是召河附近的草地如生命线一般。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垦务政策，对大盛魁二百多年来一直使用“设并地”作为其商业根据地构成了危机。继清代多次地、大量地报垦放耕草原牧地之后，民国时期，又频繁地进行了大量的报垦放耕牧地。如民国十年(1921年)，绥远都统马福祥任命了一个土默特旗的参领贺汝庠(曾当过“国会议员”)为武川县垦务局长，下令开垦“设并地”草原，并丈放普会寺收租的所谓“私垦地”。这就引起了普会寺及其周围的喇嘛僧众和耕种“私垦地”农民们的反对，特别是引起了大盛魁的反对。因为“设并地”草原是大盛魁做羊马生意的“命根子”，如果把这一片草原开垦了，必然会对大盛魁的生意产生极大地负面影响。于是，大盛魁竭力支持了普会寺及其周围的喇嘛和牧民以及租种“私垦地”农民们的联合请愿。虽经反复请示和交涉，不但得不到解决，官府为了维护其政令的威严，竟将请愿的代表扣押起来，企图强制开垦“设并地”草原。在请愿不成功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施的紧急情况下，大盛魁被逼得无奈，只好拿出五万银元，用普会寺的名义，把这块草原以蒙古王公和召庙占有荒地为理由，作为“回领地”领回了这片草原，继续作为大盛魁牲畜牧养之地和羊马交易的集散地。
    　　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由于归化城通往外蒙古和新疆的商路上经常有土匪出没，使大盛魁等商号的商运受到了直接威胁。时任“绥远总商会”会长、大盛魁经理的段履庄为了维护商路的治安秩序和商运安全，请准绥远都统，将土默特旗的两个骑兵连（主要是收抚玉禄的部队）和从“设并地”招收的一个骑兵连，连同原由“铺勇”（商号武装保安人员）改编的“保卫团”合编为“保商团”，增购步枪三百余枝，加强力量，作为商务会的武装组织。把“保商团”的团部设在了召河。商务会曾拨发出现金三万元，为团部在召河建立了一座规律较大的营房。不久，商务会又与达尔罕旗取得联系，将驻防百灵庙的蒙古骑兵，增编为该团的一个连，分段负责维护商路与护送商户货物的任务。
    　　今天，大盛魁虽然销声匿迹了。但“设并地”草原依然保持了原有的自然风貌，只是作为一处保留下来的牧区草原和召庙文化景观，供中外游客旅游观光，领略蒙古民族的“设并地”草原风情。
    （作者：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网站导航：

Copyright All rights版权所有：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兴安南路147号    电话：（0471）3292175

蒙ICP备05003250号-3     蒙公安备案：15010502000173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1500000032

技术支持: 内蒙古传星科技有限公司    网站地图


内蒙古区情网  /  数字史志  /  期刊  /  方志期刊  /  2006年  /  第三期
  • （地方掌故）大盛魁与“设并地”——“大盛魁现象”之十
  •     自清康熙年间归化城同外蒙古和新疆通商日趋频繁以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召河一带逐渐成为大盛魁蓄养羊、马、牛、驼的重要牧场，也是牲畜交易的最大集散地。
    　　召河位于归化城正北的大青山背后，距归化城不到二百里。召河四周是一片草原。召河草原东至四子王旗界，南至武川县六号梁，西到土默特旗北界，北至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南界，东西约六、七十里，南北约四、五十里，总面积约3000多平方里(约1000平方公里)。
    　　召河草原蒙古语称为“锡拉木伦草原”，今汉文写为“希日穆仁草原”。锡拉木伦草原上有一条小河，即锡拉木伦河。河的北面有几座小山，其中有一座山为敖包山。河的南岸建有一座喇嘛召庙，蒙古语称为“锡拉木伦召”。清朝乾隆年间，清廷赐名为“普会寺”。因普会寺原系归化城席力图召的分召，又是席力图召活佛的避暑召庙，因此也被称为“后席力图召”，俗称为“召河庙”。
    　　普会寺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自普会寺落成之后，围绕普会寺四周居住了不少喇嘛和牧民，他们大部分是“哈拉罕人”，即明清时期分布在内、外蒙古地区的喀尔喀十二部蒙古人的后裔。从清朝初期起，凡是札萨克喇嘛或大寺院治下的属民，包括喇嘛僧众和牧民，统称为“沙毕那尔”，汉语称为“设并”；因此召河草原被当地人称为“设并地”；普会寺也被称为“设并召”。从前清开始，因为“设并地”是归化城到外蒙古以及新疆的商运必经之地，又是一块寺名水清、土肥草茂的“风水”之地，故人们把“设并地”称之为“聚宝盆”，把召河茶驼商路称之为“金银河”。
    　　大盛魁每年从外蒙古赶运回来的热羊热马，冬羊冬马，以及一部分骆驼和牛，都集中在“设并地”蓄养放牧。大盛魁与内地羊马商贩的羊马买卖，大都是在“设并地”一带成交的。在每年农历七月间的热羊、热马交易季节和每年农历十月以后的冬羊、冬马交易季节，参照北京地区市场上的羊肉价格和汉口、河南以及其它各地市场的马匹价格，须由大盛魁先行开盘行市，把羊马作价批发给它的四家京羊和汉口马庄等分支、小号。这些分支和小号在接收总号推给它们的羊马后，能在当时推卖出去的就推卖出去；当时推卖不出去的，就留在“设并地”一带牧养，待机出售。为了经营、放牧、运销好羊马，大盛魁经销羊马的分支或小号，经常要雇佣牧工和杂工上千人乃至一千几百人。在这一带，也有其它商号的类似人员，还有为商牧服务的铁工、木工、毡匠、熟皮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员，使以往人烟稀少的“设并地”一带一度成为六畜兴旺、商贾丛集、商运发达、各业繁盛的草原闹市，同时也就成为大盛魁牲畜交易的重要根据地。“设并地”的繁荣辐射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归化城同外蒙古通商初期，这一带所需的粮食完全由归化城的“陆陈行”供应。如兴盛魁就是专门供应大盛魁粮食的陆陈行。以后由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距“设并地”三、四十公里的可可以力更(简称可镇，现为武川县城)逐渐成为米、面、油、酒等生活日用品生产、加工的供应地。如当时可镇开设的元盛兴、天合公、广成魁等商号，就是专门为供应“设并地”一带的米、面、油、酒而开设的。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在“设并地”也先后出现了粮食加工业的商号，如富盛岐、洪记、义隆泰、广益魁等。洪记商号是专门为大盛魁在召河及“设并地”的分支小号供应米、面、油、酒的商号，它以粮食加工为主要业务，还开办了榨油和烧酒的作坊。它有四盘三条杆的大磨，每日可制成八石多(约合2400斤)小麦的面粉(约2000斤左右)；它有两盘两条杆的大碾，每日可制成四石多(约1200斤)莜麦的莜面(约1000斤左右)。总共每年可制成白面和莜面100多万斤，完全供给大盛魁的羊马场和骆驼“房子”的店员和工人们食用。
    　　自从“设并地”成为羊马集散地以后，召河至可可以力更以及可可以力更周围一带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清代到民国年间，可可以力更便以通事行与陆陈行为主要商业，以拉骆驼的和“跑趟子车”(即居民中以养轿车接送来往旅客为业者)的为主要居民。通事行的几家主要商号，有义盛昌、万盛公、庆生厚、义盛隆、隆和义和兼营陆陈行生意的广成魁；陆陈行的主要商号有元盛兴、天合公等。
    　　召河与可可以力更之间的村落以及可可以力更周围的一些村落，为数不少的是清代形成的，而且与通事行和陆陈行有着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村落有许多是以当时的商号名称命名的。例如象福如东、大兴昌、西城丰、四合义、广益泰、三义元、康油坊、大盛和、西伙房、万成店、广庆隆、庆隆店、万兴元、天德店、庆和昌、兴业堂、福兴元、吉恒泰、三圣泰、三合玉、合兴元、吉成魁、丰盛元、车铺、大豆铺、洋行等等。这充分证明了清代“设并地”的繁荣对附近地区的影响与辐射是显而易见的。
    　　从召河到可可以力更，有一条互相连贯的“大营路”，是为当时的大盛魁等旅蒙商号的运输驼队和赶运羊马群而开辟的商运通道，并且沿途还打了不少人畜饮水井。以后召河到可可以力更之间的草原大部分被开垦为农田，但仍然保留了一条近四丈宽的“大营路”。按说四丈宽的通道已经不算太窄了，但大盛魁当时赶运羊马还嫌狭窄，多次请求清政府再能加宽些，并请求严禁道路两侧的农户套耕蚕占“大营路”的土地。
        大盛魁视“设并地”特别是召河附近的草地如生命线一般。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垦务政策，对大盛魁二百多年来一直使用“设并地”作为其商业根据地构成了危机。继清代多次地、大量地报垦放耕草原牧地之后，民国时期，又频繁地进行了大量的报垦放耕牧地。如民国十年(1921年)，绥远都统马福祥任命了一个土默特旗的参领贺汝庠(曾当过“国会议员”)为武川县垦务局长，下令开垦“设并地”草原，并丈放普会寺收租的所谓“私垦地”。这就引起了普会寺及其周围的喇嘛僧众和耕种“私垦地”农民们的反对，特别是引起了大盛魁的反对。因为“设并地”草原是大盛魁做羊马生意的“命根子”，如果把这一片草原开垦了，必然会对大盛魁的生意产生极大地负面影响。于是，大盛魁竭力支持了普会寺及其周围的喇嘛和牧民以及租种“私垦地”农民们的联合请愿。虽经反复请示和交涉，不但得不到解决，官府为了维护其政令的威严，竟将请愿的代表扣押起来，企图强制开垦“设并地”草原。在请愿不成功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施的紧急情况下，大盛魁被逼得无奈，只好拿出五万银元，用普会寺的名义，把这块草原以蒙古王公和召庙占有荒地为理由，作为“回领地”领回了这片草原，继续作为大盛魁牲畜牧养之地和羊马交易的集散地。
    　　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由于归化城通往外蒙古和新疆的商路上经常有土匪出没，使大盛魁等商号的商运受到了直接威胁。时任“绥远总商会”会长、大盛魁经理的段履庄为了维护商路的治安秩序和商运安全，请准绥远都统，将土默特旗的两个骑兵连（主要是收抚玉禄的部队）和从“设并地”招收的一个骑兵连，连同原由“铺勇”（商号武装保安人员）改编的“保卫团”合编为“保商团”，增购步枪三百余枝，加强力量，作为商务会的武装组织。把“保商团”的团部设在了召河。商务会曾拨发出现金三万元，为团部在召河建立了一座规律较大的营房。不久，商务会又与达尔罕旗取得联系，将驻防百灵庙的蒙古骑兵，增编为该团的一个连，分段负责维护商路与护送商户货物的任务。
    　　今天，大盛魁虽然销声匿迹了。但“设并地”草原依然保持了原有的自然风貌，只是作为一处保留下来的牧区草原和召庙文化景观，供中外游客旅游观光，领略蒙古民族的“设并地”草原风情。
    （作者：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版权所有：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蒙ICP备05003250号-3

蒙公安备案：15010502000173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1500000032

技术支持: 内蒙古传星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