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科学探讨地方文献的致用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的是，一切学术文献都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用，但就具体情况而言，各种不同的著述文献，其价值范围和作用方面是有所差别的。一般科学文献（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价值，都有着较强的普遍性和基础性，能够适应不同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通项需要；而带有地方特征的科学文献（包括各种地方志书和年鉴）的价值，则具有较强的局域性和专题性，可以适应不同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特殊需要。地方文献的形成和完善，必须严格遵循科学的原则，在科学方法和思想的指导下完成；但是由于地域差别和环境差异，以及编纂者主体修养的差异，各种地方志书和年鉴在同一原则的指导下，仍然可能产生迥然不同的文献文本。可以肯定的是，最富有学术价值的地方文献，往往是科学含量最高、综合性能最强的地方文献。因此我们要肯定地说，地方志鉴文献的科学致用问题，乃是与我国地方文献著述事业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的。
　　就我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地方各种志鉴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一方面体现在它所灌注的区域人文、自然信息的综合性和科学性方面，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它的科学价值、知识含量和科学分类方面。从科学类别来看，大体可分为自然部类和人文部类两个方面。就自然部类来看，包括了㈠自然环境、㈡自然灾害和㈢自然资源三大版块；而就人文部类来看，则包括了㈠经济、㈡政治、㈢社会、㈣军事和㈤文化等五个版块。上述八大版块信息含量的大小、科学价值的高低，都直接牵扯到地方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功用。
　　可以肯定地说，地方文献的自然部类旨在阐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辨证关系。就人类的发展演变来看，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毁坏，迫使人们不得不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所谓生态环境问题，既包括了人口、土地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演变，又包括了人类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演变，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既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演变史，也是不断爆发生态危机的历史。尤其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对动、植物生存环境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都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必须注意反省的现实问题。如果说，传统志鉴文献更多强调了人类自身发展的辉煌功业的话，那么当代志鉴文献就不能不正视这一罪孽性的生态命题。从自然资源的开发速度和自然灾害的形成几率来看，当代地方志鉴文献必须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对待。任何一个地方在发展理念下的毁灭和建设名义下的破坏，其实质都暴露了当地发展的不协调性、不科学性和不可持续性。
　　与此相应的是，地方志鉴文献中人文部类的精神归宿，也要放在阐明世间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方面。经济发展固然是其他一切社会事业的发展前提，没有生存条件的改善就无法保障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但是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军事文明的发展，又是相对独立，不完全受外在经济条件制约的。尤其是反映上述诸领域文明化程度的意识形态，更不是单一固化的上层建筑所能取代的。事实上，对上层建筑的人为固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说明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停滞和衰退。特别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始终建立在固化的先秦著述文献基础之上，同时又通过反复诠释而各取所需，所以物质文明日益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不断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割裂。如何科学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乃是地方志鉴文献必须密切关注的一个社会命题。
　　由于地方志鉴文献的基本价值，在于科学揭示特定地方、特定产业中的特定人群与自然、与社会、与整个人类的链式关系，因而其学术价值的高低，社会功用的良莠，都是与地方志鉴文献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深度密切关联的。当代中国地方志鉴文献的编纂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一切优秀志鉴文本的内在质量，也都验证了这一观点。

　　地方志鉴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用，完全取决于地方志鉴工作者的知识构成和表达水平。在多数情况下，地方文献工作者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迎合着不同社会阶层的现实需要，诸如信息的丰富化、内容的多样化和体裁的多元化，日益成为衡量各种地方志鉴学术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可以说，地方志鉴文献内在质量的差异，直接决定着外在作用的发挥。具体来说，有下列几方面值得注意：
　　（一）地方志鉴文献要突显地域特点，就必须立足当地实际，强调致用思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一个区域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笔者认为，必须注意用科学分类的方法加以认识，也就是要注意事物之间的具体差异，对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趋势进行总体把握。要着重从自然区划、政治区划、经济区划、军事区划、社会区划、风俗区划和民族区划等方面加以辨析，并从历史演进、现实状况和资源潜力等角度进行概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炼出与其别地方不同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例如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在首轮修志实践中，突出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思想观念一开始就受到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市、县两级修志工作启动之初，我们就将对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确认和定义作为一个基本问题，进行互动讨论，反复磋商。经过一个时期的学术争鸣，我们就此达成了一些基本的社会共识，形成了一些很有深度的认识观点。这些社会共识的形成，对当时编纂方案的制订、篇目大纲的修改和文献资料的采撷，都产生了至关紧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咸阳作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粮棉产业基地，作为具有高品质、高档次地藏人文资源的文物大市，作为具有悠久革命历史、文化传承和农耕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其产业特点、发展特点和文化积淀都是非常显著的。在当代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发展中，咸阳作为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作为西部纺织、电子、能化、机械和旅游产业的密集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全国魅力城市、最佳人类宜居城市，其建设成就和发展格局值得总结。事实表明，对于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的认识，迫切需要文献工作者对区域资源进行科学清理，同时将促使编纂者开发、利用和挖掘这一特色资源。
　　（二）地方志鉴文献要展示综合性能，就必须重视体裁意识，强调整体效用。从理论上说，地方文献必须明确方志和年鉴的相对畛域。两者作为不同编排模式的产物，应该进一步加强各自体裁内部的完形性要求，尊重不同行业、产业和类别的具体特点。但就实际来说，地方志鉴文献社会作用的最大化，又必然要求我们对上述体裁进行整合处理，将地方志书的稳定性和年鉴信息的应时性相结合，以避免年鉴信息的迟滞和方志资料的速朽；但是不同体裁的转换和改造，又必须建立在地方文献工作者的劳动基础之上。尤其是在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迫使人们不得不做出适应性选择的情况下，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整合处理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前人最费神、最重视的学术领域，很可能成为后人不断扬弃、不断超越的学术领域；而前人浅尝辄止、触其一断的方面，未尝不会成为后人趋之若骛、深化研究的方面，人们对同一社会信息的诠释和理解，根本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客观环境，地方志鉴文献修成之日往往就是落伍之时，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迫不断移换眼球来扫描历史，不惜用主观理念改造事实。如此一来，也就很难达到一个较高的学术水准。在咸阳市地方志鉴的编纂过程中，两项工作一度相互交叉、彼此为用，但在实际操作上，考虑到两者周期不同，模式各异，我们在借鉴兄弟省市经验的基础上，采用百科辞书的方法整合地情信息，以期形成工具性强、权威性高的地情文献宝库。尽管这一尝试遭遇了很多现实困难，但是从探索角度出发，仍然为地方信息的知识化和科学化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其实用性和便捷性较之志鉴文献要略高一筹。
　　（三）地方志鉴文献要注重发展意识，就必须树立科学观念，强调科学认识。任何一个地方的建设和发展，都要体现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地方建设长期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重视生产，忽视生活，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误区。出于巩固国家政权的需要，我们在地方发展问题上，长期采用非经济性的投资调控措施，其结果是导致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停滞。当时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不但是异常片面的，而且是逆时而动的。同样地，在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我国国民经济从停滞走向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良性变化，但是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一度出现了非理性的盲目发展格局。这种急于求成的盲目发展，不但造成了发展路径的扭曲和异变，而且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的急遽恶化。地方志鉴文献要想充分发挥其现实作用，就必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大背景下，科学反思一个地方、一个行业的发展成本和资源代价。要注意在记述层面上有更大的突破，勇于运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观照一切，尽量规避思想认识方面的偏差。
　　应该指出的是，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其所关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往往有所不同，其研究对象是否稳定，反映范围是否全面，以及处理办法是否科学，都直接影响着地方志鉴文献的实用价值。因为仅仅强调志鉴文献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功能，还不能科学展现其现实的资治作用。只有不断提高编纂者的认识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地方志鉴文献的致用价值。

　　新编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演变，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可资借鉴。从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来看，必要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和技术准备，乃是全面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起码要求。首轮修志工作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思想准备不足、知识准备不足、技术准备不足。而二轮修志是在首轮工作的基础之上开展的，不管是思想、知识还是技术方面，其准备工作都是有法可循的①。令人欣喜的是，新时期学术界在地方志鉴文献的学科化探索方面，涌现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的学术争鸣。这些学术争鸣在时代精神和传统思维的交锋方面，既有一定的突破性，又有较强的建设性。
　　就其突破性来说，主要体现在思想建构和技术步骤两个方面。它颠覆了传统地方志书的编纂模式，尤其是对经济部类的高度重视结出了新的果实。一方面，是它扬弃了传统思维和旧志体例，在分类问题上更加科学、更加缜密。因而当代地方志鉴文献的信息量之大，工程量之巨，皆是史所罕见的。另一方面，则是编纂者对社会部类重视程度的削弱。新方志扬弃了记行、记实的简单叙述传统，而采用了语体文、记述体的行文模式，致使篇幅急遽增加，卷帙空前浩繁，这无疑也是我国当代志鉴编纂工作的一大弊端。
　　就其建设性来说，地方志鉴文献的综合性和科学性无疑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尽管各类志鉴的整体水平尚有高下差异，但由于史志学界不断强调科学思维指导编纂工作，因而这一观念已经成为地方志鉴文献不可逆转的时代精神。另外，在方志事业管理学科化方面，由于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学者的介入，促使学术界在志鉴文献的学术畛域和社会功能等方面，达成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重要共识。可以肯定地说，二轮修志和年鉴编纂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其前景之可观，基础之扎实，也是我国首轮修志工作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地方志鉴事业是一项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要带来技术上的创新，二轮修志和首轮修志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事实上也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如何进一步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将当代地方志鉴文献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积极探索一种科学的编纂模式和高效的运作程序，也是我们务必充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主要谈下列几点初步认识：
　　一、媒介介质的历史性变化，对地方志鉴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包括检索工具的科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地方志鉴文献都是单一的平面介质，因而其篇幅和内涵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只是在纸张介质和电脑技术普及之后，地方志鉴文献的不断膨胀和日益浩繁，才出现了一个急遽性的变化。从前矿物、动物和植物介质的使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诸如石头介质的使用，尽管具有保存上的稳定性，但其制作和移动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动物介质的使用，诸如牛、羊、龟等动物骨头、皮张等的使用，也有生态资源上的局限性。殷周甲骨文的湮灭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至于植物介质的变化，包括树叶、树皮的使用，在造纸术发明之前，其保存上的局限性也相当突出。应该说，造纸术的发明为各种志鉴文献的保存，创造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媒体介质的电子化和网络化，促使各种地方志鉴文献的记录、传播又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如何尽快顺应这一新的媒体介质对志鉴文献的变革性诉求，乃是地方文献工作者务必重视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如果说传统地方志鉴文献的检索手段，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演进的话，那么现代电子媒介的出现，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在最短的时限内将这一承载方式的变革，提到与内容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检索方法的变革可能要更迫切一些。第二轮修志工作再不重视这个问题，就可能直接妨碍地方志鉴文献的致用效果。
　　二、志鉴信息的应时性演变，对地方志鉴文献的规范和混同，包括编排方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轮地方志书编纂完成之后，各地地方志机构大都将主要精力用于年鉴的编纂，因此地方志书和年鉴的关系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如果说首轮修志开展之初，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廓清地方志书和历史著述的具体畛域的话，那么二轮修志开展伊始，划分地方志书和年鉴的具体畛域也将成为一个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学术命题。因为两者在记述范围、记述手段和检索方式上的混同，很可能导致地方年鉴为志书文献储备资料的愿望无从实现。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取长补短，相互为用。要在强调年鉴应时性的同时，强化年鉴信息的稳定性和科学性，以便我们在强调年鉴著述现实作用的同时，能够着眼信息资源的学理性转换；而在强调志书信息稳定性的同时，也要尽量缩短记述周期，强化其实用功能。如何判断两者在编排方式上的异同，就是第二轮修志工作中应该首先探讨的一个学术话题。从地方文献的规范化来看，大力缩小志鉴在编排方式上的差异，采用百科辞书体裁反映地情，有望成为地方志鉴文献规范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路径。个别省市在首轮修志过程中，模拟词书体裁（如《西安市志》），做了有益的尝试。
　　三、地方文献的贯通性演变，对地方志鉴文献的纵通和横通，包括其他文献的会通化展示了可喜的愿景。史志文献的断代化和会通化，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史学界交互采用的断限理念。从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会通派，到班固《汉书》所开创的断代派，一个强调上下贯通，一个强调历史横断，两种体裁有所不同，但却交叉为用。唐宋以下，地方志书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文献出现之后，史志界曾就贯通古今还是独断当代这一命题进行过广泛的学术争鸣。首轮志书的编纂工作，除个别省市（如《苏州市志》）外，大都采用了会通体裁，要求文献工作者从特定的区域或行业出发，勇于追溯各项事物的发端，这种选择无疑是必要的。但在二轮修志中，由于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就可以避免贯通古今，而要在横断当代上下功夫。可以说，相对于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倡的会通学术，当代志鉴文献进行纵通与横通的范围，实质上都超越了传统的史志著述。随着人们科学分类认识的不断提高，会通与横断的有机结合还有可能出现新的情况。另外，过去学术界认定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书的提法②，尽管有强调文献性和科学性的益处，但从学理上看仍然是片面的，不够完整的。因为从档案学角度看，地方志书作为一种凭证性文献，可以供给人们查照和阅览；而从信息学角度看，地方志书不但包括了各种形态的信息，而且集中反映着人们的认知深度。这种认知领域的不断变化，必将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选择，从而改变人们的会通视野和横断周期。概而言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人们的时空观念也将不断发生变化，其总的趋势在于对区域社会有一个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
　　四、地方志鉴的学科性分野，对地方志鉴工作的整合和沟通，包括地方文献工作的职业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名词上看，地方志工作和年鉴工作的共同特点，都在于对地情信息的综合挖掘和整理，其所形成的志鉴文本，完全可以用地情文献的总概念加以概括，因此地方志工作者和年鉴工作者的提法，都是相对狭隘的概念。笔者认为，这两种概念，完全可以用地方文献工作者的名义来替代③。另外，对于地方志学科的提法，也可以用地方文献学的概念加以置换。历史著述和方志著述的共同特点，都在于地情信息的文献化，但在地域上是有所不同的。大而言之，至今仍然没有超越国家、民族立场的历史文本，所以一切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本都是局域性的；小而言之，一切地方文献都是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局域文献，其信息集成可望构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文献。两者的主要差别，仅在于覆盖面大小和文字处理角度不同。如何从更大、更广的思维空间来认识地方志鉴文献的内涵，从而正确界定其所涉及的学科畛域，也是我们探讨地方志鉴文献科学致用问题时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

注  释：
　　①参见张世民：《论续修志工作的十个问题》，原载于《陕西史志》2005年第6期。又，参考张世民：《历史应用学浅论·方志编纂学浅论》，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②1986年，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给地方志下的定义是：“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科学文献”。 1991年初，他在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汇报时又指出：“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本来不是行政性的事……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
　　③参见张舜徽著：《中国文献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此书作者将地方志纳入地方文献学的范畴来考虑，有其一定的规范性。

（作者：陕西省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