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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 （专稿）发扬光大长征精神——重温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
  •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从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8.6万人从红都瑞金出发，历时二年多，行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到达甘肃、陕西，踏破11个省，行程2.5万里，冲破国民党中央军和沿途各省军阀部队的堵截，甩掉薛岳纵队等部的尾追，克服人们想象不到的艰难困苦，胜利完成长征。这个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震惊中外。
        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在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后，12月便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着重讲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 ①
        长征，这一伟大的创举，当时中国就家喻户晓，因为从1934年党中央红军离开党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刊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便是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获知的。沿途战况见诸报刊，虽说不仅“语焉不详”，而且极尽诬蔑、毁谤，歪曲真象，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红军没有被“围剿”重兵和山川险阻所挡住。
        对长征中的惊险过程和英雄事迹，中外报刊都没涉及，只有1936年3月陈云到莫斯科后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才是最具体、最细致、最真实的。当时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和国内中产阶级报刊的影响很大。那些报刊派记者到老苏区采访，对那里由于国民党军队长年“围剿”和党内极左政策等造成的百业凋零，人民生活困苦，《大公报》、《逸经》等都有报道，使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面对这样的现实，同时为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阻挠，陈云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他用“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假托被红军俘虏的59师军医，详实叙述党中央红军长征到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徐向前部会师，这个阶段大量见闻。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国民党军②。月刊传到莫斯科，很快出了单行本，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水路，流传到国内。这是最早向世界和国内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读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选用长征回忆录55篇。首篇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目录上标题唯一用的黑体字。
        《见闻录》三万多字，全凭事实说话，描述的很逼真，令读者深信不疑，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找不到破绽。几处提到自己，俨然一个被俘军医。“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不意押解到瑞金红军卫生部，部长亲自谈话，安排到红军医院工作，月薪保留59师标准，另寄60元安家费给他母亲。红军中最高人物朱德、毛泽东等中共显要看病，“说话和气，与未见时的想象完全不同”。一段简短的叙述，阐明红军对俘虏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谦逊。
        翻越西延山脉长达80里的老山界时，在卫生部前头走的红军总政治部和苏区党中央政府行列中，时与林祖涵、徐特立两位老者路遇。林是党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年将50，白发童颜，经常步行。徐是教育部副部长，年过50，离江西时本有一马，半途见伤兵缺马，便把马送给卫生部供伤兵用，自己步行。“林徐二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共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伙夫头’之称……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兵士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共苦之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其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等；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赵博生、董振堂二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26路军1.7万人投入红军。赵董均原系共产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红色区域，即各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产党中央。由此可见红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借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对红军进入西南，巧夺天险，击败强敌，奋勇北上的英雄事迹，陈云浓笔刻画。如入黔第一次激战——乌江战役。面对江面宽，水流急，两岸高山绝壁的天险，贵州军阀侯之担两个师，又在对岸山头建碉堡，河边修工事，严密防守。红军依靠竹林树木隐蔽，在拂晓逼近南岸，向对岸阻敌发动炮战。先锋连队捆竹成排，强渡乌江，开始两个竹排被急流冲走，然后用六七个竹排一齐去冲。到达江北，一跃登岸，冲向敌军工事。侯军退守半山。红军继续扎竹排渡江，击败侯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冲过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等天险，描述都很细致、逼真，而且引用典故和自身经历，使读者如亲临其境，胆战心惊。金沙江从60里外开始下坡，临江20里，山峰嵯峨，坡陡风大，下山不用手仗，便有滚下山危险，相传三国时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在这里。“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下。”江水急，礁石多，不能架浮桥，红军过江全靠从附近渡口搜到的6只渡船，大的可渡30人，小的只可渡10人，每小时返回三四次。红军日夜渡江，夜间在两岸烧木材照明，9天9夜才渡完。“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和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另一原因是红军有极好组织……各部队按到达江边先后，依次渡江，不争先恐后，故红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
        大渡河边安顺场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失败场所。当地一个90多岁的童馆教师，来讲石军历史，李富春酒肉相待。据他说，石军到此还有五六万人，刀枪马匹齐全，因河水暴涨过不去，左为悬岩陡壁，右有清军，后为彝区，石军被围47天，全军覆没。蒋介石引这一史实，断言红军过不了大渡河，国内外报刊异口同声。红军到安顺场时，对岸还有川军刘文辉部一个营，筑有阻击工事。好幸刘军营长岳家在河南，当晚带了两只船过河安宿，不料红军急行军，半夜就到安顺场，俘虏营长，扣住两只船。面对水急浪高、船夫早逃的困难。红军挑选17名共产党团员，内有几个江西、福建船工，携带梭标、步枪、手枪、机枪、手榴弹，冒着刘军炮火，驾船北驶，直登彼岸，扑进刘军工事。刘军退上高山。红军继续向刘军冲锋，刘军溃败，丢下武器弹药逃散。17名红军战胜1营刘军，只有4人受伤。为了尽快渡河，不能仅靠这两只船，红军便把攻击目标转向泸定桥。桥在泸定县城北，是用13根铁链系在两岸，4根作两旁扶手，9根并排在下，上铺木板通行人马，北岸桥头刘军驻守工事，把桥上木板也给抽走了。红军先锋连从铁链上爬过去，猛扑刘军工事，刘军缴枪。先锋连追击刘军，后续部队铺上木板，全部度过泸定桥。
        红军长征，在越天险、破敌阵时，那样顽强战斗，不怕牺牲。在行军中也是多么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见闻录》写到在山高、风大、路险、人迹稀少的山区摸黑行军，“简直是走一步停一下……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时间已经是次晨两点了，前面顺序传下了司令员的口头命令：‘各连随地靠路旁露营。各连伙夫到前面煮饭。’同时大家又顺次序喊‘向后传’……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大家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间，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到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地入睡了。次晨天尚未明，吹号，起身，吃饭。”这段记述充分反映了红军的不怕艰苦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见闻录》写到沿途不少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还有“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铺店，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可以窥见红军长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得人心。
        早在50年前初读《见闻录》，感受极深，最主要的有两点：
        第一、红军的伟大，长征的伟大。“红军”这个名词我并不生疏，家乡通城地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交界，居湘鄂赣边区中心。家在通城九岭三埠桥，距平江虹桥苏区只隔一座海拔1420米的幕阜山；距本县黄袍山苏区，像虹桥一样，步行用不了一天；距石溪、云溪两个红军经常活动地区，都不到10公里。但是由于地处湘鄂通道，距县城不到20公里，而县城距武汉只有210多公里，经常有重兵驻守，因此只是从小听见红军、朱德、毛泽东、贺龙、叶挺、彭德怀的名字。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勦”，在党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后，对湘鄂赣边区的红16师，集中了大于红16师几十倍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进”的战略方针。在通城这个面积只有1140平方公里的小县，原驻东北军117师吴克仁部，又猛增党中央军第4师汤恩伯部，89师王仲廉部，85师谢彬部，独立35旅，由10纵队汤恩伯指挥。县城是个南北正街总长800米，西门巷160米，东门还只建成100米东正街的椭园形小城。驻了4个师部。全县碉堡柱立，与驻平江的樊松甫指挥的部队及修水重兵连接，形成大包围圈。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16师发觉后，立即由平江中坪和虹桥等地出发，向江西突围。到渣津西北，遇到严密封锁，冒着敌人交叉火力网，硬冲几次，伤亡很大，一道封锁线也没冲过去。汤恩伯又指挥第4师从通城赶来。红16师折返白沙桥，与汤军激战大半天，双方伤亡惨重。当晚，红军翻过天岳关，到通城云溪、盘石一带，把300多伤员分散安置在当地群众家，分3路突围：由军区司令员兼红16师师长徐彦刚率46团为中路，省委书记傅秋涛率省委机关、保卫大队组成的特务团随中路前进；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率47团为右路；红16师政委方步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率48团为左路。趁深夜摸黑前进。在通过由通城到麦市的一条河时，46团突过去了；48团只掉了一连没突过去；特务团、47团因天亮敌军封锁没突过去。第二天（1935年6月16日），傅秋涛组织没有过河的部队及省级机关共1700人，到云溪石岭集中，汤恩伯急派2个师来追堵。红军翻过幕阜山，进入平江周坊、横江一带，冲过了樊松甫指挥的部队前堵后追和飞机轰炸，特别是从团山、钟洞、三眼桥赶来的敌人围攻，趁黑转移，终于迂回老根据地黄金洞。
        早在汤恩伯率各师旅刚到通城，部署层层包围圈后，就下令：“徐彦刚从哪个部队防地逃走，由哪个部队的部队长负责。”大有“灭此而后朝食”之势。结果，红16师正是从汤恩伯所部防地通城麦市突围。当时我在县城南门内黄歧山先生塾中读《左传》，（第二年才上高小），无论在塾中，在家里，或是门前商店，只要有几个人交谈，没有不称赞红军真了不起的。部队军官也不例外。有的甚至说：“照这样打下去，肯定红军胜。”的确，红16师不仅兵力弱，而且装备差，没有大炮，轻武器也远远赶不上“围勦”军的任何一个师或旅③。所以读了《见闻录》，第一个感觉，就是红军伟大!长征伟大!
        第二、一个被俘军医，写出那样细致具体、生动感人的文章，很了不起。
        过了50年，重温《见闻录》，又从《炎黄春秋》2006年10期《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知道这是最早详细记述红军的一篇，而且是陈云化名发表的。这就除了进一步加深上述第一点感觉，还有几点新的感觉：
        第一、《见闻录》真正做到，“杜绝一切空话，摆脱任何政治色彩”，是一篇“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④的记叙文。它是国内外了解红军，了解长征最翔实、很生动、易读易记的好教材。时过50多年，越读越想读。
        第二、由此可见，陈云不仅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有过重大功勋，在文化上所做的贡献也不可估量。长征胜利后，最早著文详细报道的是他：在遭到文化大革命破坏后，最早提出并具体布置加强古典文献整理出版，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遗产的也是他。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我的大儿子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那个学期，担心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如果当地要就得回去。有天一上班，中华书局开会传达陈云凌晨2时让他70多岁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强调加强古典文献的编辑出版。随即又接到北京大学电话，回去听传达。⑤原来是陈让秘书给北京大学、中华书局、国家计委都打了电话。说再不赶紧抓便要断线，拿出几个亿也值。就这样，他们那个班19人毕业，不管新疆、内蒙古的全部留下了，还不够分配，又从图书馆专业要了3个。
        第三、细读《见闻录》，并知这是陈云写的，又想起陈云的一些令人永志不忘的名言。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是作为处世待人、撰稿、写书和审稿，评书的箴言，紧记在心的。又如“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段时间，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比例过高讲的。到现在，仍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大增，工业项目出现盲目建设，而且大小城市建广场，建商业街，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到近郊围大院，建高楼，大上楼、馆、堂、所，占用大量良田。今年8月下旬到北京市会议中心出席“中国河套文化研讨会”。那个会议中心，327间客房，622个床位，占地770亩，内建510亩草场，70亩水面，俨然一个大公园。报到那天，我到院内各个角落转了一圈。第二天清晨，邀同室的上海复旦大学76岁的老教授去游园。走到那个大草场边，告诉他到呼和浩特旅游，就近找不到这样的草原。他是研究生态的，看到几个工人正在浇水，便说水的浪费太大。两人一致的看法是这样占用良田，后患不堪设想。我国十几亿人口，只有十几亿亩耕地，而且有一部分干旱的低产田，像这样占用城郊肥沃的高产田，怎么得了。有的地方已经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呼和浩特市东南郊都是一马平川的高产菜地，蔬菜自给有余。八十年代，北京各大菜市场，都可以看到呼和浩特的圆白菜。1963年河北水灾后，石家庄、邯郸、邢台等市蔬菜公司都到呼和浩特来调菜，短短两个多月，调出好几百万斤蔬菜给河北。呼和浩特市蔬菜批发部挂着石家庄市蔬菜公司送给的红纸大字感谢信：“你们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支援我市大量蔬菜……”我写了篇3000字的通讯《心向河北弟兄》，着重报道呼和浩特蔬菜部门从农业生产队到菜站，检质、过磅，装车，怎样保质量抢时间，从清早6点忙到晚上9点，把调蔬菜给河北灾区当成头等大事，《河北日报》在当年12月2日一版右边通天劈栏发表，题加花边。而现在，用桥靠村菜农早年说的话：“菜地里都长了高楼”。市民吃菜，主要靠山东，连大蒜，也从兰州来。过去1斤芹菜二三分钱，现在七八角甚至1元多，呼和浩特市也吃上好几元1斤的蔬菜了。令人担忧的是，圈大院盖高楼的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煞住。重温陈云“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名言，更加感到吃饭摆在首位，不能不珍惜农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不能不想到怎样发扬光大长征精神。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
    　　②我手头版本，改为“红军”。
    　　③1937年12月，傅秋涛收集在湘鄂赣边区坚持3年游击战的红军编为新4军1支队1团时，有1100人，枪枝200多支。
    　　④引胡乔木语。
    　　⑤当时在中华书局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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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从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8.6万人从红都瑞金出发，历时二年多，行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到达甘肃、陕西，踏破11个省，行程2.5万里，冲破国民党中央军和沿途各省军阀部队的堵截，甩掉薛岳纵队等部的尾追，克服人们想象不到的艰难困苦，胜利完成长征。这个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震惊中外。
        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在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后，12月便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着重讲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 ①
        长征，这一伟大的创举，当时中国就家喻户晓，因为从1934年党中央红军离开党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刊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便是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获知的。沿途战况见诸报刊，虽说不仅“语焉不详”，而且极尽诬蔑、毁谤，歪曲真象，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红军没有被“围剿”重兵和山川险阻所挡住。
        对长征中的惊险过程和英雄事迹，中外报刊都没涉及，只有1936年3月陈云到莫斯科后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才是最具体、最细致、最真实的。当时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和国内中产阶级报刊的影响很大。那些报刊派记者到老苏区采访，对那里由于国民党军队长年“围剿”和党内极左政策等造成的百业凋零，人民生活困苦，《大公报》、《逸经》等都有报道，使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面对这样的现实，同时为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阻挠，陈云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他用“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假托被红军俘虏的59师军医，详实叙述党中央红军长征到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徐向前部会师，这个阶段大量见闻。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国民党军②。月刊传到莫斯科，很快出了单行本，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水路，流传到国内。这是最早向世界和国内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读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选用长征回忆录55篇。首篇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目录上标题唯一用的黑体字。
        《见闻录》三万多字，全凭事实说话，描述的很逼真，令读者深信不疑，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找不到破绽。几处提到自己，俨然一个被俘军医。“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不意押解到瑞金红军卫生部，部长亲自谈话，安排到红军医院工作，月薪保留59师标准，另寄60元安家费给他母亲。红军中最高人物朱德、毛泽东等中共显要看病，“说话和气，与未见时的想象完全不同”。一段简短的叙述，阐明红军对俘虏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谦逊。
        翻越西延山脉长达80里的老山界时，在卫生部前头走的红军总政治部和苏区党中央政府行列中，时与林祖涵、徐特立两位老者路遇。林是党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年将50，白发童颜，经常步行。徐是教育部副部长，年过50，离江西时本有一马，半途见伤兵缺马，便把马送给卫生部供伤兵用，自己步行。“林徐二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共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伙夫头’之称……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兵士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共苦之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其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等；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赵博生、董振堂二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26路军1.7万人投入红军。赵董均原系共产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红色区域，即各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产党中央。由此可见红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借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对红军进入西南，巧夺天险，击败强敌，奋勇北上的英雄事迹，陈云浓笔刻画。如入黔第一次激战——乌江战役。面对江面宽，水流急，两岸高山绝壁的天险，贵州军阀侯之担两个师，又在对岸山头建碉堡，河边修工事，严密防守。红军依靠竹林树木隐蔽，在拂晓逼近南岸，向对岸阻敌发动炮战。先锋连队捆竹成排，强渡乌江，开始两个竹排被急流冲走，然后用六七个竹排一齐去冲。到达江北，一跃登岸，冲向敌军工事。侯军退守半山。红军继续扎竹排渡江，击败侯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冲过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等天险，描述都很细致、逼真，而且引用典故和自身经历，使读者如亲临其境，胆战心惊。金沙江从60里外开始下坡，临江20里，山峰嵯峨，坡陡风大，下山不用手仗，便有滚下山危险，相传三国时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在这里。“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下。”江水急，礁石多，不能架浮桥，红军过江全靠从附近渡口搜到的6只渡船，大的可渡30人，小的只可渡10人，每小时返回三四次。红军日夜渡江，夜间在两岸烧木材照明，9天9夜才渡完。“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和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另一原因是红军有极好组织……各部队按到达江边先后，依次渡江，不争先恐后，故红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
        大渡河边安顺场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失败场所。当地一个90多岁的童馆教师，来讲石军历史，李富春酒肉相待。据他说，石军到此还有五六万人，刀枪马匹齐全，因河水暴涨过不去，左为悬岩陡壁，右有清军，后为彝区，石军被围47天，全军覆没。蒋介石引这一史实，断言红军过不了大渡河，国内外报刊异口同声。红军到安顺场时，对岸还有川军刘文辉部一个营，筑有阻击工事。好幸刘军营长岳家在河南，当晚带了两只船过河安宿，不料红军急行军，半夜就到安顺场，俘虏营长，扣住两只船。面对水急浪高、船夫早逃的困难。红军挑选17名共产党团员，内有几个江西、福建船工，携带梭标、步枪、手枪、机枪、手榴弹，冒着刘军炮火，驾船北驶，直登彼岸，扑进刘军工事。刘军退上高山。红军继续向刘军冲锋，刘军溃败，丢下武器弹药逃散。17名红军战胜1营刘军，只有4人受伤。为了尽快渡河，不能仅靠这两只船，红军便把攻击目标转向泸定桥。桥在泸定县城北，是用13根铁链系在两岸，4根作两旁扶手，9根并排在下，上铺木板通行人马，北岸桥头刘军驻守工事，把桥上木板也给抽走了。红军先锋连从铁链上爬过去，猛扑刘军工事，刘军缴枪。先锋连追击刘军，后续部队铺上木板，全部度过泸定桥。
        红军长征，在越天险、破敌阵时，那样顽强战斗，不怕牺牲。在行军中也是多么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见闻录》写到在山高、风大、路险、人迹稀少的山区摸黑行军，“简直是走一步停一下……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时间已经是次晨两点了，前面顺序传下了司令员的口头命令：‘各连随地靠路旁露营。各连伙夫到前面煮饭。’同时大家又顺次序喊‘向后传’……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大家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间，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到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地入睡了。次晨天尚未明，吹号，起身，吃饭。”这段记述充分反映了红军的不怕艰苦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见闻录》写到沿途不少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还有“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铺店，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可以窥见红军长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得人心。
        早在50年前初读《见闻录》，感受极深，最主要的有两点：
        第一、红军的伟大，长征的伟大。“红军”这个名词我并不生疏，家乡通城地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交界，居湘鄂赣边区中心。家在通城九岭三埠桥，距平江虹桥苏区只隔一座海拔1420米的幕阜山；距本县黄袍山苏区，像虹桥一样，步行用不了一天；距石溪、云溪两个红军经常活动地区，都不到10公里。但是由于地处湘鄂通道，距县城不到20公里，而县城距武汉只有210多公里，经常有重兵驻守，因此只是从小听见红军、朱德、毛泽东、贺龙、叶挺、彭德怀的名字。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勦”，在党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后，对湘鄂赣边区的红16师，集中了大于红16师几十倍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进”的战略方针。在通城这个面积只有1140平方公里的小县，原驻东北军117师吴克仁部，又猛增党中央军第4师汤恩伯部，89师王仲廉部，85师谢彬部，独立35旅，由10纵队汤恩伯指挥。县城是个南北正街总长800米，西门巷160米，东门还只建成100米东正街的椭园形小城。驻了4个师部。全县碉堡柱立，与驻平江的樊松甫指挥的部队及修水重兵连接，形成大包围圈。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16师发觉后，立即由平江中坪和虹桥等地出发，向江西突围。到渣津西北，遇到严密封锁，冒着敌人交叉火力网，硬冲几次，伤亡很大，一道封锁线也没冲过去。汤恩伯又指挥第4师从通城赶来。红16师折返白沙桥，与汤军激战大半天，双方伤亡惨重。当晚，红军翻过天岳关，到通城云溪、盘石一带，把300多伤员分散安置在当地群众家，分3路突围：由军区司令员兼红16师师长徐彦刚率46团为中路，省委书记傅秋涛率省委机关、保卫大队组成的特务团随中路前进；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率47团为右路；红16师政委方步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率48团为左路。趁深夜摸黑前进。在通过由通城到麦市的一条河时，46团突过去了；48团只掉了一连没突过去；特务团、47团因天亮敌军封锁没突过去。第二天（1935年6月16日），傅秋涛组织没有过河的部队及省级机关共1700人，到云溪石岭集中，汤恩伯急派2个师来追堵。红军翻过幕阜山，进入平江周坊、横江一带，冲过了樊松甫指挥的部队前堵后追和飞机轰炸，特别是从团山、钟洞、三眼桥赶来的敌人围攻，趁黑转移，终于迂回老根据地黄金洞。
        早在汤恩伯率各师旅刚到通城，部署层层包围圈后，就下令：“徐彦刚从哪个部队防地逃走，由哪个部队的部队长负责。”大有“灭此而后朝食”之势。结果，红16师正是从汤恩伯所部防地通城麦市突围。当时我在县城南门内黄歧山先生塾中读《左传》，（第二年才上高小），无论在塾中，在家里，或是门前商店，只要有几个人交谈，没有不称赞红军真了不起的。部队军官也不例外。有的甚至说：“照这样打下去，肯定红军胜。”的确，红16师不仅兵力弱，而且装备差，没有大炮，轻武器也远远赶不上“围勦”军的任何一个师或旅③。所以读了《见闻录》，第一个感觉，就是红军伟大!长征伟大!
        第二、一个被俘军医，写出那样细致具体、生动感人的文章，很了不起。
        过了50年，重温《见闻录》，又从《炎黄春秋》2006年10期《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知道这是最早详细记述红军的一篇，而且是陈云化名发表的。这就除了进一步加深上述第一点感觉，还有几点新的感觉：
        第一、《见闻录》真正做到，“杜绝一切空话，摆脱任何政治色彩”，是一篇“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④的记叙文。它是国内外了解红军，了解长征最翔实、很生动、易读易记的好教材。时过50多年，越读越想读。
        第二、由此可见，陈云不仅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有过重大功勋，在文化上所做的贡献也不可估量。长征胜利后，最早著文详细报道的是他：在遭到文化大革命破坏后，最早提出并具体布置加强古典文献整理出版，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遗产的也是他。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我的大儿子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那个学期，担心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如果当地要就得回去。有天一上班，中华书局开会传达陈云凌晨2时让他70多岁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强调加强古典文献的编辑出版。随即又接到北京大学电话，回去听传达。⑤原来是陈让秘书给北京大学、中华书局、国家计委都打了电话。说再不赶紧抓便要断线，拿出几个亿也值。就这样，他们那个班19人毕业，不管新疆、内蒙古的全部留下了，还不够分配，又从图书馆专业要了3个。
        第三、细读《见闻录》，并知这是陈云写的，又想起陈云的一些令人永志不忘的名言。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是作为处世待人、撰稿、写书和审稿，评书的箴言，紧记在心的。又如“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段时间，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比例过高讲的。到现在，仍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大增，工业项目出现盲目建设，而且大小城市建广场，建商业街，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到近郊围大院，建高楼，大上楼、馆、堂、所，占用大量良田。今年8月下旬到北京市会议中心出席“中国河套文化研讨会”。那个会议中心，327间客房，622个床位，占地770亩，内建510亩草场，70亩水面，俨然一个大公园。报到那天，我到院内各个角落转了一圈。第二天清晨，邀同室的上海复旦大学76岁的老教授去游园。走到那个大草场边，告诉他到呼和浩特旅游，就近找不到这样的草原。他是研究生态的，看到几个工人正在浇水，便说水的浪费太大。两人一致的看法是这样占用良田，后患不堪设想。我国十几亿人口，只有十几亿亩耕地，而且有一部分干旱的低产田，像这样占用城郊肥沃的高产田，怎么得了。有的地方已经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呼和浩特市东南郊都是一马平川的高产菜地，蔬菜自给有余。八十年代，北京各大菜市场，都可以看到呼和浩特的圆白菜。1963年河北水灾后，石家庄、邯郸、邢台等市蔬菜公司都到呼和浩特来调菜，短短两个多月，调出好几百万斤蔬菜给河北。呼和浩特市蔬菜批发部挂着石家庄市蔬菜公司送给的红纸大字感谢信：“你们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支援我市大量蔬菜……”我写了篇3000字的通讯《心向河北弟兄》，着重报道呼和浩特蔬菜部门从农业生产队到菜站，检质、过磅，装车，怎样保质量抢时间，从清早6点忙到晚上9点，把调蔬菜给河北灾区当成头等大事，《河北日报》在当年12月2日一版右边通天劈栏发表，题加花边。而现在，用桥靠村菜农早年说的话：“菜地里都长了高楼”。市民吃菜，主要靠山东，连大蒜，也从兰州来。过去1斤芹菜二三分钱，现在七八角甚至1元多，呼和浩特市也吃上好几元1斤的蔬菜了。令人担忧的是，圈大院盖高楼的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煞住。重温陈云“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名言，更加感到吃饭摆在首位，不能不珍惜农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不能不想到怎样发扬光大长征精神。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
    　　②我手头版本，改为“红军”。
    　　③1937年12月，傅秋涛收集在湘鄂赣边区坚持3年游击战的红军编为新4军1支队1团时，有1100人，枪枝200多支。
    　　④引胡乔木语。
    　　⑤当时在中华书局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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