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
二人台是内蒙古的地方戏,主要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农区、半农牧区。其传统艺术形式多以生、旦二人同台表演,同腔同调。其表演形式有民歌对唱、硬码戏(以唱功见长,如《走西口》、《小尼姑思凡》等),带鞭戏(载歌载舞,如《挂红灯》、《打金钱》等)。有以笛、四胡、扬琴为主的出场伴奏乐器和鼓、锣镲为主的武场伴奏乐器。二人台同时流行于晋北、陕北、冀北(张家口地区)、银北(银川北部)等地区,其覆盖面达90多个旗县、1 500多万人。2006年,二人台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此,这一民间艺术进一步得到各级政府并有关文化单位的重视与发展。
二人台究竟产生于何地,通过缜密的考究,并从音乐、舞蹈、戏剧、民俗、历史、地理等多方位的角度探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二人台是孕育在晋陕冀,形成在内蒙古,发展在五省区,融民歌、舞蹈、曲艺、牌子曲、戏曲为一体的地方戏,或称综合艺术。
任何一种艺术的形成与发展,都必须经过几个大的历史变迁与时局动荡,而后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在劳动方式、生活习俗和意识形态相同或相似的群体和地域中产生。二人台艺术产生于何地,这是蒙晋陕冀四省区热烈讨论,或者说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山西省二人台专家贾德义和张存亮一口咬定二人台产生在河曲;而内蒙古二人台艺人刘银威则一口咬定“二人台产生在萨拉齐”。他们对于二人台热爱的心情是相同的。但是,二人台的形成与发展不能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要从历史的发展轨迹去考查,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一)山西说
清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在漠南设置管理汉民和蒙汉交涉事务的归化城理事同知厅,隶属山西大同府,此为漠南设制之始。后又改隶朔平府。清乾隆元年(1736年),在归化城理事同知之下,分设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3个协理通判厅。乾隆四年,增设绥远城理事同知厅和隶属于归化城厅的善岱、萨拉齐协理通判厅。乾隆六年(1741年),山西省在归化城设归绥道,管辖归化城、绥远城等上述各厅。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察哈尔右翼地区增设丰镇厅,隶山西大同府;宁远厅(今凉城)隶山西朔平府。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善岱厅并入萨拉齐厅,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萨拉齐均升为通判厅。光绪十年(1884年),丰镇、宁远2厅划属归绥道。
归绥道全称为“归绥分巡等处地方兵备道”,处理绥远各旗民、蒙民之间的交涉、刑讼事务,直接管辖归化城厅、绥远城厅、托克托城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并负责监督征收牲畜交易税、贩运税。道员秩正四品,属吏有典吏、攒典等。所辖各厅,又称山西省“口外七厅”(包括丰镇、宁远2厅,不含无辖地、属民的绥远粮饷同知厅)。实际管辖范围为旗县(厅)交叉的整个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右翼地区的汉民和蒙民事务。清末实施新政,大规模放垦蒙地之后,归绥道辖下又增设五原、陶林(治今察哈尔右翼中旗科布尔)、武川、兴和、东胜5厅。各厅同知为正五品,通判为正六品。归绥道所属各厅长官,归化城、绥远城、丰镇、五原、武川、兴和等厅为同知;萨拉齐、宁远初为通判,清末升为同知;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陶林、东胜为通判。归绥道所辖各厅的属官,有巡检(从九品)、司狱(从九品)、巡检(有的兼司狱)。归化城、萨拉齐、丰镇、五原等厅各2人,其他各厅只1人,有的驻厅城,有的分驻辖境。如萨拉齐厅巡检一驻厅城,一驻包头镇;归化城厅巡检一驻厅城,一驻毕克齐镇。司狱,只丰镇、宁远2厅各1人。道光十年(1830年)《河曲县志》载:
蒙古草地案件,向系陕西办理。因近河蒙民交涉之案,每就近赴河东,呈报山西厅县,代为讯办,以后陕省遂相推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经各县详定界限,自河岸以西五十里至十里长滩,归河曲管理。遇有呈报蒙民交涉案件,先详请神木部郎,饬准格尔贝子,委蒙员押解蒙人来河,会同审办,遂定为例。其他地半属平岗,山不甚峻。牌内土窑居多,间有房屋不过数家,不成村庄;惟十里长滩商民云集,市镇较大,牌外伙盘,尽系土窑。民人种地者,安设牛犋类皆棚厂。所种之地由贝子放出,止纳蒙租。系民人开垦者如不愿种,由民人推手。山内出煤炭处,租给民人开窑,亦系蒙人收息。牌内每一地方,设牌头甲长,统设通事八名,督同查察,不许宵小潜匿,与内地保甲之法同。牌内名黄界:由黄河西岸、东北至罐子沟六十里;西至五兰合收把楞沟与陕西府谷县所管交界四十里;东南至黄河与府谷县所管交界;西北至十里长滩五十里。牌外名黑界:由十里长滩东北至黑代沟,与偏关县所管交界六十里;西北至川长,与托克托城厅所管交界一百里;西至白塔儿,与府谷县所管交界四十里,至准格尔贝子营盘一百二十里。
综上述,丰镇厅也罢、宁远厅也罢,归绥道也罢,至民国元年(1912年)之前,归绥、包头以及丰镇、托克托、清水河等境域的汉民(特别是晋陕冀移民),统归山西省管辖(民事、赋税)。境内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蒙民则直接归理藩院管。蒙汉分治。
民国元年(1912年)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民国3年(1914年)之前说“打玩艺儿是在山西产生的”无可非议。因今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厅、县、州(移民聚居之农作区)统由山西管辖。那个时候没有绥远省,也没有内蒙古自治区。只是到绥远单独设省后,再说二人台是山西的,那就片面了。关键的问题是因为行政区划发生变更。再者,在民国3年(1914年)以前山西省的任何史料,或官书典籍的记载中,都没有“二人台”这个字样。继而论之,如果按现时编史修志的观点,即“按照现行行政区划表述”的话,那么说“二人台是在内蒙古产生的”,是能够成立的。
中国有个典故,记载春秋战国时晏子的一句话:“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二人台在晋陕其原始形态是民歌,是橘;移居漠南塞外发展开始撂地摊儿打玩艺儿,成为地方戏二人台,是枳。用河曲人樊六1953年的话说:“我小时候在河曲唱的《走西口》是民歌,到口外打玩艺儿才学会唱戏”。(王世一作证)这民歌和玩艺儿的区别,又如同今之二人台与漫瀚剧一样,是母体与子体的区别。二者关系密切,但又不是一个概念。
首先说,二人台在山西省最流行的地方首推河曲县,其次还有保德、阳高、定襄等地。清代之前,在河曲,根深蒂固并被认可的民间艺术,是道情戏和民歌,还有正月十五的社火。道情戏在河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晋中的历史则更长,最晚也应该产生于明代。但是,因地理条件决定,河曲这个地方交通不便,地下资源贫乏,据清道光十年(1884年)《河曲县志·风俗》载曰:“河邑,山多地少,凡有地可以耕种者,固必及时树蓺。及无地者,或养牲畜为人驮运货物,或赴蒙古租种草地,春去冬回,足称勤劳。”起码至21世纪初还未发现什么富矿,故而人民生活较清苦,历史上的移民活动一直没有间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些外出谋生的人们,把家乡的道情戏、民歌、社火携到各地广泛流传,继而将经过发展加工的新的艺术形式传回故里,就像晋中的中路梆子(晋剧)传到塞外形成别具风格的内蒙古晋剧一样。河曲民歌在形成二人台的过程中起到奠基的作用,但是,二人台不是在河曲县形成的。二人台固有的,是河曲的民歌,不是戏。这一点很肯定。原因有:1.“二人台”这个称谓是1951年首先由绥远省官方认定的,此前,河曲县只有“玩艺儿”而无“二人台”一说。2.一些二人台的代表剧目如《走西口》、《打金钱》、《打樱桃》、《打连城》、《挂红灯》以及东路二人台剧目《回关南》、《摘花椒》等是在塞外形成的戏曲(其民歌体裁例外)。 3.19世纪初,河曲县没有(或很少)土生土长的二人台的代表性演员或名艺人。纵有,那个时期是唱道情的艺人(如李有润、邬圣祥)是以风搅雪形式出现的草台班儿,以唱道情为主,兼唱社火、民歌小调。诸如樊贵重(老百灵旦)、樊二仓(小百灵旦)、樊六、周治家(拉塌地)、苗文琦等河曲籍的艺人或艺术家,他们是走西口移民到塞外的,他们的艺术生涯在彼地而不在本地,或者说他们的艺术生涯不能全部记在河曲县的账上。换一句话说,如果樊六等在河曲有如此成就,也大可不必走西口到塞外谋生,去挖莜面,去受日本侵略军的毒打,而可以在本县卖艺或办戏班,日子也一定错不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好出门不如歹在家”,有半分奈何,哪个河曲人愿意舍家撇业“泼上性命去走西口”谋生呢?4.二人台的艺术成分有剧目、曲目、呱嘴、舞蹈、牌子曲等门类,它包括民歌、舞蹈、曲艺、丝竹乐、戏曲五个方面,从这些门类的组成完全可以断定,河曲县(含保德县等),无力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具有多重艺术内涵的地方小戏。5.二人台的三大件由枚、四胡、扬琴组成,这3种乐器中的四胡是北方少数民族中广泛流行并使用的乐器,如蒙古族曲艺好来宝使用的四胡,至少可以上溯到元代。而山西的50多个剧种中,却很少用四胡。如果说二人台是产生在山西,起码它的主奏乐器应该在晋文化中觅到根源,因为没有稳定的主奏乐器,是不可能形成戏曲的。6.据初步统计,清末民初乃至民国年间(1912年一1949年)唱玩艺儿的艺人只有5%为河曲人,余为偏关、保德、榆林、府谷、神木等县人。在全部艺人中(截至民国38年前),又有约60%是在绥远出生的人。他们的祖籍是晋陕移民,起码在父辈时就已定居在塞外。他们是典型的“枳”。7.二人台中有许多蒙古族民歌,这些是河曲县根本不可能具备的。8.二人台的一些传统剧目如《打后套》、《水刮西包头》、《转山头》、《水淹坝口子》等,是艺人们根据塞外的真人真事创编的,继而流行于晋陕冀宁,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9.用蒙汉语或蒙汉两种语言文字“风搅雪”表演的一些二人台剧曲目(如《阿拉奔花》等),只能产生在内蒙古,绝对不可能产生在河曲或别的什么地方。
(二)内蒙古说
1.二人台产生在内蒙古。这个说法首先从名称上讲就不严密。今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2.二人台流行于绥中、绥西。绥中与绥西(即今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为晋陕冀宁移民聚居的农区。世人每提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先映入脑海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象。其实不然。昔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已随着人口的增多,因为沙化和被“垦荒屯田”,草场已大面积缩小并退化。真正的草原,只有位于今之内蒙古东部区(非二人台流行地)呼伦贝尔(市)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以及科尔沁草原,其余草原已不具规模,或小有规模,还有就是广袤的毛乌素沙地。根据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人口普查与地名普查来看,二人台主要流行于今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原伊克昭盟)市和乌兰察布市(原乌兰察布盟)的农区。而这些地区的农民,百分之九十是晋陕冀移民。他们的祖辈北出塞外垦荒屯田,当时属于“前院到后院”,非跨省大迁移。坝上地区系察哈尔部(民国17年设察哈尔省,1954年撤省),属于本省农民“坝下移居坝上”。概上所述,二人台的形成,是由这些移民创造的。或者说,没有晋陕冀移民,不会形成二人台;没有当年的绥远这块土地,也不会形成二人台。
3.行政区划的变革。在行政区划未变更即未设绥远省之前,可以说“二人台是山西的,或陕西的”。但那个时期还不叫二人台,属于小曲儿坐唱、打坐腔,艺人的表演叫唱玩艺儿,团体叫玩艺儿班子。民国18年(1929年)
在1949年之前,山西、陕西叫“唱玩艺儿”,张家口坝上叫“蹦蹦”、“平地楼”。那个时期的二人台,还很原始,艺人们过着一种近乎乞丐的生活。在山西全省有50多个剧种,打玩艺儿根本上不了大雅之堂。在陕西,秦腔、道情是大宗。在河北有河北梆子,宁夏有眉户、秦腔。只有在绥远省,除北路梆子、中路梆子之外,省内再没有属于地方的戏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绥远省人民政府决计把二人台作为“省剧”来打造,及至1954年蒙绥合并后,内蒙古自治区仍把二人台作为重点艺术来扶持。各盟市旗县乃至自治区,几乎每年都规模不同地多次举办大小文艺汇演。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演员。在理论研究、剧本创作、表导演和舞台艺术诸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就,并被兄弟省区认可。再者,在1964年国务院文化部号召大演现代戏,并1979年全国各地搞文艺集成时,文化部与内蒙古、山西、陕西三省区有关负责人一起就二人台的归属或研究重点、发展方向问题作过探讨与研究,参与者都同意内蒙古自治区把二人台艺术作为重点去挖掘、整理和研究、发展。这些事例虽无官方正式之文件,但根据晋陕冀宁已出版的“艺术集成”来看,显然各有侧重。惟独有关二人台的记载,其重点被放在内蒙古,这也是事前达成共识,世人皆知的大事。而内蒙古自治区各有关政府机关和艺术团体也确实把二人台当作“省剧”重点扶持与发展,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点,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在1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2400万人口,可以设想,一个世纪以前,同是这块土地,人口更稀少。而在这广袤的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只能允许那些形式简单、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团体存在。特别在一些交通闭塞的旗县,大型艺术与艺术团体是难以在这人烟稀少的地区生存的。就像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乌兰牧骑一样,二人台正好具备短、小、精这些特点,这就为二人台在塞外的生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据统计,至2004年底,在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区有40多个县旗(市、区)流行二人台,覆盖面达1 000万人,占内蒙古总人口40%。这一庞大的群体都能接受并喜爱同一个艺术,不正说明二人台在内蒙古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广泛的人民性吗?
(三)陕西说
元代,鄂尔多斯高原归陕西行省管辖。明代,鄂尔多斯高原为鞑靼部。清代,袭明制,惟其南部归榆林府神木县管辖,及至民国初年。后又隶属于今之宁夏回族自治区。及至1954年蒙绥合并,始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
与陕西省接壤的准格尔、乌审旗,同为二人台、打坐腔盛行之地。准格尔、乌审、鄂托克旗的汉族农民,多为陕西榆林地区神木、府谷和宁夏盐池等地的移民。同样,他们把陕北民歌、陕北秧歌带到塞外,同晋籍移民一样,共同喜爱着打坐腔和打玩艺儿。作为陕西省榆林府领地时,该地的坐腔还被称为榆林小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陕蒙交界的府谷麻地沟丁家班,即是唱榆林小曲的玩艺儿班子,其传人丁喜才也以唱榆林小曲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执教。但这个榆林小曲实为玩艺儿小调,非榆林城内的榆林小曲儿。同理,1951年之前,陕北大地上,没有“二人台”这个叫法。二人台是走西口的陕北人在塞外沿习打玩艺儿后,复带回陕北继而传播开来。至于最具代表性与说服力的麻地沟农民丁四成组成的“丁家班儿”,同样是流浪艺人“挖莜面”的草台班儿。还是那句话,如果麻地沟的光景过得好,他们决不会走口外谋生,也不至于远足塞外“跳圪塄”、住大伙房卖艺。没有听说地主、老财走西口的,纵然北出塞外,也是去做生意或买地放垦当“二地主”(如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李长庆村的创始人李长庆)。而外出经商的晋陕人,则又多喜欢晋剧(山西梆子)不喜欢打玩艺儿。因为玩艺儿是穷人的艺术,是下里巴人;“大戏”似乎才是阳春白雪,是登大雅之堂的艺术。这也是在民国之前塞外史志资料中多有“大戏”而无或很少“打玩艺儿”记载的原因之一。再说丁家班的艺术史基本上是在塞外谱写的。而且,有趣的是,丁家班在塞外赚了钱后,于民国36年(1947年,回到麻地沟盖起新房,丁班主还花20块现大洋为他的儿子丁喜才从黄甫镇娶了媳妇。又,1957年由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陕北榆林小曲》一书中写道:
大约六七十年前,经过一位萨拉齐蒙古族老艺人老双羊,同几位汉族艺人合作创造了一种简单的化妆演唱形式……这就是二人台。
如此种种,概而论之,陕西榆林与山西河曲一样,走西口带走的是民歌,回关南带来的是打玩艺儿———二人台。
(四)河北与宁夏
惟独河北省没有跳进“二人台是谁的”这个争论圈。这个问题也应以历史的眼光去探析。即河北省东路二人台流行地张家口北面的坝上三县(康保、张北、尚义)原隶属察哈尔省。1954年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后,其辖地(上述三县)划归河北省。太仆寺旗、多伦县等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再一个问题是,东路二人台形成于民国初年,历史较短,其流行地主要集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与河北省坝上地区,并产生过诸如冯子存、丁五子等著名艺术家、艺人。
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其民间艺术大宗为秦腔、花儿等。二人台在银北陶乐县、惠农县并盐池一带流行,尚未形成规模。如位于黄河以东的陶乐县,至2004年时全县3.4万人,养活不起剧团,多为外来剧团演出。县里曾有过一些爱好者,组不起班子,只能打坐腔。
(五)小结
1953年12月,党中央音乐学院组成一个山西河曲民歌采访队,由赵宽仁执笔编出《河曲民歌采访录》一书,该书于1956年出版。书中写道:
关于二人台的发源地,在河曲的许多人眼中感兴趣而纷争不一的。他们不否认二人台从内蒙古来,但始终认为‘老根子’还是河曲,因为流行节目《走西口》反映的是河曲人民的生活……其实,这两种情况可以统一理解,二人台的确形成于内蒙古。同时,走口外于内蒙古外省人们对于它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其中包括河曲人。二人台于50年前传入河曲。据60多岁的老艺人任淑世回忆,二人台在河曲首次演出是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地点在巡镇。那时,有几位在内蒙古作职业艺人的本地人回家探亲,他们……表演了二人台《什样锦》等几个节目……
1953年据今已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前的60多岁的河曲人,在清末民初已是20多岁的人,他们不仅记事,也应是有一定分辨能力的人。因此,那些“60多岁的老艺人”所说的话,应当是符合实际的。
还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二人台的由来。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大清朝满朝文武,为乾隆皇帝作寿,从安徽邀来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个唱徽剧的班社以助兴。此后,该四大徽班没有离开北京,并坚持演出。至道光年间,在北京同汉调等合流,逐渐演变为京剧。至宣统年间,京剧兴起,而徽班逐渐解体。如果把四大徽班进京比作晋陕民人走西口,把徽班与汉调的揉合比作风搅雪,把二人台(或称打玩艺儿)比作京剧。最后,京剧走出北京,流传于全国各地,并形成诸多流派。二人台同样广布于蒙晋陕冀宁等省区,二者的形成与发展,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二人台的历史,绝对没有京剧长。
概而论之,按照今之编史修志立足现行行政区划的角度说法,二人台是博采晋陕冀宁之长,形成于内蒙古中西部农区,继而流行于晋蒙陕冀宁等省区90多个县旗的融歌、舞、表演、韵白、丝竹乐为一体的地方小戏,其基本观众达1 500多万人。
二人台是内蒙古的地方戏,主要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农区、半农牧区。其传统艺术形式多以生、旦二人同台表演,同腔同调。其表演形式有民歌对唱、硬码戏(以唱功见长,如《走西口》、《小尼姑思凡》等),带鞭戏(载歌载舞,如《挂红灯》、《打金钱》等)。有以笛、四胡、扬琴为主的出场伴奏乐器和鼓、锣镲为主的武场伴奏乐器。二人台同时流行于晋北、陕北、冀北(张家口地区)、银北(银川北部)等地区,其覆盖面达90多个旗县、1 500多万人。2006年,二人台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此,这一民间艺术进一步得到各级政府并有关文化单位的重视与发展。
二人台究竟产生于何地,通过缜密的考究,并从音乐、舞蹈、戏剧、民俗、历史、地理等多方位的角度探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二人台是孕育在晋陕冀,形成在内蒙古,发展在五省区,融民歌、舞蹈、曲艺、牌子曲、戏曲为一体的地方戏,或称综合艺术。
任何一种艺术的形成与发展,都必须经过几个大的历史变迁与时局动荡,而后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在劳动方式、生活习俗和意识形态相同或相似的群体和地域中产生。二人台艺术产生于何地,这是蒙晋陕冀四省区热烈讨论,或者说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山西省二人台专家贾德义和张存亮一口咬定二人台产生在河曲;而内蒙古二人台艺人刘银威则一口咬定“二人台产生在萨拉齐”。他们对于二人台热爱的心情是相同的。但是,二人台的形成与发展不能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要从历史的发展轨迹去考查,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一)山西说
清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在漠南设置管理汉民和蒙汉交涉事务的归化城理事同知厅,隶属山西大同府,此为漠南设制之始。后又改隶朔平府。清乾隆元年(1736年),在归化城理事同知之下,分设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3个协理通判厅。乾隆四年,增设绥远城理事同知厅和隶属于归化城厅的善岱、萨拉齐协理通判厅。乾隆六年(1741年),山西省在归化城设归绥道,管辖归化城、绥远城等上述各厅。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察哈尔右翼地区增设丰镇厅,隶山西大同府;宁远厅(今凉城)隶山西朔平府。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善岱厅并入萨拉齐厅,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萨拉齐均升为通判厅。光绪十年(1884年),丰镇、宁远2厅划属归绥道。
归绥道全称为“归绥分巡等处地方兵备道”,处理绥远各旗民、蒙民之间的交涉、刑讼事务,直接管辖归化城厅、绥远城厅、托克托城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并负责监督征收牲畜交易税、贩运税。道员秩正四品,属吏有典吏、攒典等。所辖各厅,又称山西省“口外七厅”(包括丰镇、宁远2厅,不含无辖地、属民的绥远粮饷同知厅)。实际管辖范围为旗县(厅)交叉的整个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右翼地区的汉民和蒙民事务。清末实施新政,大规模放垦蒙地之后,归绥道辖下又增设五原、陶林(治今察哈尔右翼中旗科布尔)、武川、兴和、东胜5厅。各厅同知为正五品,通判为正六品。归绥道所属各厅长官,归化城、绥远城、丰镇、五原、武川、兴和等厅为同知;萨拉齐、宁远初为通判,清末升为同知;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陶林、东胜为通判。归绥道所辖各厅的属官,有巡检(从九品)、司狱(从九品)、巡检(有的兼司狱)。归化城、萨拉齐、丰镇、五原等厅各2人,其他各厅只1人,有的驻厅城,有的分驻辖境。如萨拉齐厅巡检一驻厅城,一驻包头镇;归化城厅巡检一驻厅城,一驻毕克齐镇。司狱,只丰镇、宁远2厅各1人。道光十年(1830年)《河曲县志》载:
蒙古草地案件,向系陕西办理。因近河蒙民交涉之案,每就近赴河东,呈报山西厅县,代为讯办,以后陕省遂相推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经各县详定界限,自河岸以西五十里至十里长滩,归河曲管理。遇有呈报蒙民交涉案件,先详请神木部郎,饬准格尔贝子,委蒙员押解蒙人来河,会同审办,遂定为例。其他地半属平岗,山不甚峻。牌内土窑居多,间有房屋不过数家,不成村庄;惟十里长滩商民云集,市镇较大,牌外伙盘,尽系土窑。民人种地者,安设牛犋类皆棚厂。所种之地由贝子放出,止纳蒙租。系民人开垦者如不愿种,由民人推手。山内出煤炭处,租给民人开窑,亦系蒙人收息。牌内每一地方,设牌头甲长,统设通事八名,督同查察,不许宵小潜匿,与内地保甲之法同。牌内名黄界:由黄河西岸、东北至罐子沟六十里;西至五兰合收把楞沟与陕西府谷县所管交界四十里;东南至黄河与府谷县所管交界;西北至十里长滩五十里。牌外名黑界:由十里长滩东北至黑代沟,与偏关县所管交界六十里;西北至川长,与托克托城厅所管交界一百里;西至白塔儿,与府谷县所管交界四十里,至准格尔贝子营盘一百二十里。
综上述,丰镇厅也罢、宁远厅也罢,归绥道也罢,至民国元年(1912年)之前,归绥、包头以及丰镇、托克托、清水河等境域的汉民(特别是晋陕冀移民),统归山西省管辖(民事、赋税)。境内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蒙民则直接归理藩院管。蒙汉分治。
民国元年(1912年)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民国3年(1914年)之前说“打玩艺儿是在山西产生的”无可非议。因今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厅、县、州(移民聚居之农作区)统由山西管辖。那个时候没有绥远省,也没有内蒙古自治区。只是到绥远单独设省后,再说二人台是山西的,那就片面了。关键的问题是因为行政区划发生变更。再者,在民国3年(1914年)以前山西省的任何史料,或官书典籍的记载中,都没有“二人台”这个字样。继而论之,如果按现时编史修志的观点,即“按照现行行政区划表述”的话,那么说“二人台是在内蒙古产生的”,是能够成立的。
中国有个典故,记载春秋战国时晏子的一句话:“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二人台在晋陕其原始形态是民歌,是橘;移居漠南塞外发展开始撂地摊儿打玩艺儿,成为地方戏二人台,是枳。用河曲人樊六1953年的话说:“我小时候在河曲唱的《走西口》是民歌,到口外打玩艺儿才学会唱戏”。(王世一作证)这民歌和玩艺儿的区别,又如同今之二人台与漫瀚剧一样,是母体与子体的区别。二者关系密切,但又不是一个概念。
首先说,二人台在山西省最流行的地方首推河曲县,其次还有保德、阳高、定襄等地。清代之前,在河曲,根深蒂固并被认可的民间艺术,是道情戏和民歌,还有正月十五的社火。道情戏在河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晋中的历史则更长,最晚也应该产生于明代。但是,因地理条件决定,河曲这个地方交通不便,地下资源贫乏,据清道光十年(1884年)《河曲县志·风俗》载曰:“河邑,山多地少,凡有地可以耕种者,固必及时树蓺。及无地者,或养牲畜为人驮运货物,或赴蒙古租种草地,春去冬回,足称勤劳。”起码至21世纪初还未发现什么富矿,故而人民生活较清苦,历史上的移民活动一直没有间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些外出谋生的人们,把家乡的道情戏、民歌、社火携到各地广泛流传,继而将经过发展加工的新的艺术形式传回故里,就像晋中的中路梆子(晋剧)传到塞外形成别具风格的内蒙古晋剧一样。河曲民歌在形成二人台的过程中起到奠基的作用,但是,二人台不是在河曲县形成的。二人台固有的,是河曲的民歌,不是戏。这一点很肯定。原因有:1.“二人台”这个称谓是1951年首先由绥远省官方认定的,此前,河曲县只有“玩艺儿”而无“二人台”一说。2.一些二人台的代表剧目如《走西口》、《打金钱》、《打樱桃》、《打连城》、《挂红灯》以及东路二人台剧目《回关南》、《摘花椒》等是在塞外形成的戏曲(其民歌体裁例外)。 3.19世纪初,河曲县没有(或很少)土生土长的二人台的代表性演员或名艺人。纵有,那个时期是唱道情的艺人(如李有润、邬圣祥)是以风搅雪形式出现的草台班儿,以唱道情为主,兼唱社火、民歌小调。诸如樊贵重(老百灵旦)、樊二仓(小百灵旦)、樊六、周治家(拉塌地)、苗文琦等河曲籍的艺人或艺术家,他们是走西口移民到塞外的,他们的艺术生涯在彼地而不在本地,或者说他们的艺术生涯不能全部记在河曲县的账上。换一句话说,如果樊六等在河曲有如此成就,也大可不必走西口到塞外谋生,去挖莜面,去受日本侵略军的毒打,而可以在本县卖艺或办戏班,日子也一定错不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好出门不如歹在家”,有半分奈何,哪个河曲人愿意舍家撇业“泼上性命去走西口”谋生呢?4.二人台的艺术成分有剧目、曲目、呱嘴、舞蹈、牌子曲等门类,它包括民歌、舞蹈、曲艺、丝竹乐、戏曲五个方面,从这些门类的组成完全可以断定,河曲县(含保德县等),无力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具有多重艺术内涵的地方小戏。5.二人台的三大件由枚、四胡、扬琴组成,这3种乐器中的四胡是北方少数民族中广泛流行并使用的乐器,如蒙古族曲艺好来宝使用的四胡,至少可以上溯到元代。而山西的50多个剧种中,却很少用四胡。如果说二人台是产生在山西,起码它的主奏乐器应该在晋文化中觅到根源,因为没有稳定的主奏乐器,是不可能形成戏曲的。6.据初步统计,清末民初乃至民国年间(1912年一1949年)唱玩艺儿的艺人只有5%为河曲人,余为偏关、保德、榆林、府谷、神木等县人。在全部艺人中(截至民国38年前),又有约60%是在绥远出生的人。他们的祖籍是晋陕移民,起码在父辈时就已定居在塞外。他们是典型的“枳”。7.二人台中有许多蒙古族民歌,这些是河曲县根本不可能具备的。8.二人台的一些传统剧目如《打后套》、《水刮西包头》、《转山头》、《水淹坝口子》等,是艺人们根据塞外的真人真事创编的,继而流行于晋陕冀宁,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9.用蒙汉语或蒙汉两种语言文字“风搅雪”表演的一些二人台剧曲目(如《阿拉奔花》等),只能产生在内蒙古,绝对不可能产生在河曲或别的什么地方。
(二)内蒙古说
1.二人台产生在内蒙古。这个说法首先从名称上讲就不严密。今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2.二人台流行于绥中、绥西。绥中与绥西(即今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为晋陕冀宁移民聚居的农区。世人每提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先映入脑海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象。其实不然。昔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已随着人口的增多,因为沙化和被“垦荒屯田”,草场已大面积缩小并退化。真正的草原,只有位于今之内蒙古东部区(非二人台流行地)呼伦贝尔(市)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以及科尔沁草原,其余草原已不具规模,或小有规模,还有就是广袤的毛乌素沙地。根据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人口普查与地名普查来看,二人台主要流行于今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原伊克昭盟)市和乌兰察布市(原乌兰察布盟)的农区。而这些地区的农民,百分之九十是晋陕冀移民。他们的祖辈北出塞外垦荒屯田,当时属于“前院到后院”,非跨省大迁移。坝上地区系察哈尔部(民国17年设察哈尔省,1954年撤省),属于本省农民“坝下移居坝上”。概上所述,二人台的形成,是由这些移民创造的。或者说,没有晋陕冀移民,不会形成二人台;没有当年的绥远这块土地,也不会形成二人台。
3.行政区划的变革。在行政区划未变更即未设绥远省之前,可以说“二人台是山西的,或陕西的”。但那个时期还不叫二人台,属于小曲儿坐唱、打坐腔,艺人的表演叫唱玩艺儿,团体叫玩艺儿班子。民国18年(1929年)
在1949年之前,山西、陕西叫“唱玩艺儿”,张家口坝上叫“蹦蹦”、“平地楼”。那个时期的二人台,还很原始,艺人们过着一种近乎乞丐的生活。在山西全省有50多个剧种,打玩艺儿根本上不了大雅之堂。在陕西,秦腔、道情是大宗。在河北有河北梆子,宁夏有眉户、秦腔。只有在绥远省,除北路梆子、中路梆子之外,省内再没有属于地方的戏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绥远省人民政府决计把二人台作为“省剧”来打造,及至1954年蒙绥合并后,内蒙古自治区仍把二人台作为重点艺术来扶持。各盟市旗县乃至自治区,几乎每年都规模不同地多次举办大小文艺汇演。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演员。在理论研究、剧本创作、表导演和舞台艺术诸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就,并被兄弟省区认可。再者,在1964年国务院文化部号召大演现代戏,并1979年全国各地搞文艺集成时,文化部与内蒙古、山西、陕西三省区有关负责人一起就二人台的归属或研究重点、发展方向问题作过探讨与研究,参与者都同意内蒙古自治区把二人台艺术作为重点去挖掘、整理和研究、发展。这些事例虽无官方正式之文件,但根据晋陕冀宁已出版的“艺术集成”来看,显然各有侧重。惟独有关二人台的记载,其重点被放在内蒙古,这也是事前达成共识,世人皆知的大事。而内蒙古自治区各有关政府机关和艺术团体也确实把二人台当作“省剧”重点扶持与发展,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点,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在1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2400万人口,可以设想,一个世纪以前,同是这块土地,人口更稀少。而在这广袤的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只能允许那些形式简单、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团体存在。特别在一些交通闭塞的旗县,大型艺术与艺术团体是难以在这人烟稀少的地区生存的。就像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乌兰牧骑一样,二人台正好具备短、小、精这些特点,这就为二人台在塞外的生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据统计,至2004年底,在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区有40多个县旗(市、区)流行二人台,覆盖面达1 000万人,占内蒙古总人口40%。这一庞大的群体都能接受并喜爱同一个艺术,不正说明二人台在内蒙古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广泛的人民性吗?
(三)陕西说
元代,鄂尔多斯高原归陕西行省管辖。明代,鄂尔多斯高原为鞑靼部。清代,袭明制,惟其南部归榆林府神木县管辖,及至民国初年。后又隶属于今之宁夏回族自治区。及至1954年蒙绥合并,始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
与陕西省接壤的准格尔、乌审旗,同为二人台、打坐腔盛行之地。准格尔、乌审、鄂托克旗的汉族农民,多为陕西榆林地区神木、府谷和宁夏盐池等地的移民。同样,他们把陕北民歌、陕北秧歌带到塞外,同晋籍移民一样,共同喜爱着打坐腔和打玩艺儿。作为陕西省榆林府领地时,该地的坐腔还被称为榆林小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陕蒙交界的府谷麻地沟丁家班,即是唱榆林小曲的玩艺儿班子,其传人丁喜才也以唱榆林小曲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执教。但这个榆林小曲实为玩艺儿小调,非榆林城内的榆林小曲儿。同理,1951年之前,陕北大地上,没有“二人台”这个叫法。二人台是走西口的陕北人在塞外沿习打玩艺儿后,复带回陕北继而传播开来。至于最具代表性与说服力的麻地沟农民丁四成组成的“丁家班儿”,同样是流浪艺人“挖莜面”的草台班儿。还是那句话,如果麻地沟的光景过得好,他们决不会走口外谋生,也不至于远足塞外“跳圪塄”、住大伙房卖艺。没有听说地主、老财走西口的,纵然北出塞外,也是去做生意或买地放垦当“二地主”(如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李长庆村的创始人李长庆)。而外出经商的晋陕人,则又多喜欢晋剧(山西梆子)不喜欢打玩艺儿。因为玩艺儿是穷人的艺术,是下里巴人;“大戏”似乎才是阳春白雪,是登大雅之堂的艺术。这也是在民国之前塞外史志资料中多有“大戏”而无或很少“打玩艺儿”记载的原因之一。再说丁家班的艺术史基本上是在塞外谱写的。而且,有趣的是,丁家班在塞外赚了钱后,于民国36年(1947年,回到麻地沟盖起新房,丁班主还花20块现大洋为他的儿子丁喜才从黄甫镇娶了媳妇。又,1957年由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陕北榆林小曲》一书中写道:
大约六七十年前,经过一位萨拉齐蒙古族老艺人老双羊,同几位汉族艺人合作创造了一种简单的化妆演唱形式……这就是二人台。
如此种种,概而论之,陕西榆林与山西河曲一样,走西口带走的是民歌,回关南带来的是打玩艺儿———二人台。
(四)河北与宁夏
惟独河北省没有跳进“二人台是谁的”这个争论圈。这个问题也应以历史的眼光去探析。即河北省东路二人台流行地张家口北面的坝上三县(康保、张北、尚义)原隶属察哈尔省。1954年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后,其辖地(上述三县)划归河北省。太仆寺旗、多伦县等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再一个问题是,东路二人台形成于民国初年,历史较短,其流行地主要集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与河北省坝上地区,并产生过诸如冯子存、丁五子等著名艺术家、艺人。
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其民间艺术大宗为秦腔、花儿等。二人台在银北陶乐县、惠农县并盐池一带流行,尚未形成规模。如位于黄河以东的陶乐县,至2004年时全县3.4万人,养活不起剧团,多为外来剧团演出。县里曾有过一些爱好者,组不起班子,只能打坐腔。
(五)小结
1953年12月,党中央音乐学院组成一个山西河曲民歌采访队,由赵宽仁执笔编出《河曲民歌采访录》一书,该书于1956年出版。书中写道:
关于二人台的发源地,在河曲的许多人眼中感兴趣而纷争不一的。他们不否认二人台从内蒙古来,但始终认为‘老根子’还是河曲,因为流行节目《走西口》反映的是河曲人民的生活……其实,这两种情况可以统一理解,二人台的确形成于内蒙古。同时,走口外于内蒙古外省人们对于它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其中包括河曲人。二人台于50年前传入河曲。据60多岁的老艺人任淑世回忆,二人台在河曲首次演出是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地点在巡镇。那时,有几位在内蒙古作职业艺人的本地人回家探亲,他们……表演了二人台《什样锦》等几个节目……
1953年据今已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前的60多岁的河曲人,在清末民初已是20多岁的人,他们不仅记事,也应是有一定分辨能力的人。因此,那些“60多岁的老艺人”所说的话,应当是符合实际的。
还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二人台的由来。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大清朝满朝文武,为乾隆皇帝作寿,从安徽邀来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个唱徽剧的班社以助兴。此后,该四大徽班没有离开北京,并坚持演出。至道光年间,在北京同汉调等合流,逐渐演变为京剧。至宣统年间,京剧兴起,而徽班逐渐解体。如果把四大徽班进京比作晋陕民人走西口,把徽班与汉调的揉合比作风搅雪,把二人台(或称打玩艺儿)比作京剧。最后,京剧走出北京,流传于全国各地,并形成诸多流派。二人台同样广布于蒙晋陕冀宁等省区,二者的形成与发展,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二人台的历史,绝对没有京剧长。
概而论之,按照今之编史修志立足现行行政区划的角度说法,二人台是博采晋陕冀宁之长,形成于内蒙古中西部农区,继而流行于晋蒙陕冀宁等省区90多个县旗的融歌、舞、表演、韵白、丝竹乐为一体的地方小戏,其基本观众达1 5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