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
按照邓小平设计的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达到中等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2050年的城市化率必达到70~80%。这意味着未来这40余年中,会有7.2~8.8亿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将带来居住、就业和物质、文化生活等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或者说是改革以来社会大转型中具有象征性的一种转型,还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造城战略,在实施中又分农村城镇化、中小城市大城市化、两城之间长廊化、大城市都市化、沿海城市国际化。
回顾历史,我国第一次造城出现在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8年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很快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改造。围绕694个重点建设项目,采取“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新建了6个城市,大规模扩建了20个城市,一般扩建了74个城市,一部分村庄成为县城。在城市拉力、宽松的用人制度和户籍政策驱动下,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投身于轰轰烈烈地城市建设之中。期间,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到1957年,全国城市人口由1949年末的5765万增至9949万,增加72.58%;农村人口则由4.84亿增至5.47亿,仅增加13.02%。另一个结果是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钢铁、煤炭、电力、粮食、棉花等产量都超过1949年及其前的最高水平。
第二次造城是1958~1978年20年,是一种畸形发展。先是“大跃进”中,在“一步跨入共产主义”,过“天堂”式生活口号下而“造城”,有“五不用”、“六不用”、“七不用”大楼,即不用砖瓦和水泥、钢筋、木材……而用大炼钢铁的矿渣和白灰、玻璃丝、竹竿……。只数日,一些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便出现一栋栋这样的楼房,结果当然被称“八不用”即不能用。还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生产目标,使农村劳动力在饥寒交迫下盲目进入城市。但未几又是农产品十分短缺,又迫使城市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其他人口,即“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与农民争那本不多的饭吃。始于1966年5月的“文化大革命”,更大步倒退。加之“二元化”户籍制度,使城乡人口形成高低两大阶层,把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第三次造城是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近30年,如按邓小平的意见设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就是大规模造城,其中1980年见城市雏型的广东省深圳市,原只是散落于海滩上荒凉的渔村,至今已是国际化都市,还有珠海、汕头两市,也是如此。1978年全国有超百万人口的城市仅11个,至2005年已达49个。各地事实均可充分说明,大规模城市建设如潮一般高速推进,冲击着我国根深蒂固含城乡结构于内的社会结构,上到党中央政府,下到平民家庭,每种职业每个阶层的人,都在观察或有所体会,也都在思考和议说造城战略实施中的种种动态。
2004年12月6日上午,地处苏北的靖江市政府大院内,涌进300余名人力三轮车夫,颇带群情激愤态势。原因是其前,市政府城管局出台一项新规,要市内人力三轮车“二合一”,即两人一辆,通过削减数量,解决街道人满为患,交通经常堵塞问题。虽然是个可行方法,但涉及三轮车夫们的生计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城市发展矛盾中的一个“连环套”,仅靠其中小小的一环城管局限制人力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就需扩大城区。其实在此之前,市委、市政府有关人经过调查论证,正酝酿造城规划,新城区面积达13.8平方公里,与旧城区相比,差不多等于再建一个靖江城。然而单凭一已之力在几年内完成是不可能的,因为虽在那几年位居全国百强市(县)之列,然而日子还是紧巴巴的。有两万多人吃财政饭,与隔江相望的江阴市差不多,但财政收入只占江阴的16.7%。看来,一条长江天堑,在那儿正是经济差距的断裂带。靖江人的目光,自然而然瞄住了长江南岸。
靖江人的心思,也自然传到南京,传到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人心中,仿佛是不谋而合,做出两岸联动开发的决策,名为“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显然,是利用江阴的经济力量在靖江造城。首期工程于2003年2月开始实施。
在这个项目中,江阴投资90%,靖江投资10%。,双方约定10年之内都不从园区获取一分收益,投资公司收益全部留作滚动开发。10年之后,园区管理江阴为主,劳动力安排和服务配套靖江为主。工程实施中,当然出现许多矛盾困难,如原有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尤其是失去土地、房屋的农民问题等,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靖江市委、市政府都处理得较好。
山东省的枣庄,素以矿产资源县见长,但经百年尤其是改革以来采掘量猛增,几乎一空。1998年是最难过的一年,几个骨干大矿因资源枯竭而破产,小厂矿也多关闭,有污染的企业关了一大半。加上当时资源价格低,贷款也困难,发生金融风险。在这种形势下,市政府于2004年出台新规划:在老城区和形成已10余年的新城区之间搞“长廊”,即建全新的文化、高新技术产业城带。一方面招商引资,发展高新技术经济,另一方面繁荣原有城市的商业。
1956年7月16日,我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设在吉林省省长春市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出生产线,数年后年产达万辆。再后,长春被称“汽车城”。改革开放初,开始大量生产轿车,至今,各种汽车年产已超百万辆。为使汽车工业更好的发展,也为使一些农村实现城市化,2005年开始实施长春至四平“汽车城长廊”工程,也就是说实现约百公里的城市化。如此既能使挤在“汽车城”之内的汽车和其他工业迁出一部分,在较大程度上减轻污染,又能使大批农民转为务工或经商,实现市民化。这种长廊式造城还有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江西省南昌市至九江市的工业长廊,使长约120公里的鄱阳湖畔农村成为长廊式小城市。
200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作为向全国人大建议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其中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为在其前已发给各地党中央委员和其他人士征求意见,所以在全国居民中引起欢快的议说,有的付诸行动。如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之后,媒体披露四川省绵阳市已盖起一些欧式别墅,让一些农民居住,可以先少拿钱或不拿钱。可有地对记者说:“这洋楼是好,可俺还是每天早饭晚饭只喝稀粥,哪个年月才能还清账呀!”
无独有偶,河北一个在90年代中期勉强达到总体小康标准的县,与绵阳相似。2006年夏,城乡到处散发着一张城市花园的广告,由多幅彩照和简短文字组成,彩照中的建筑是用积木式模型拍摄的。总标题是《都市新生带/品质新生活》,位于城乡结合部,文字说明是:政府重点工程,“某某集团”鼎立巨献,属县内一镇同样工程的第二项。具体是:1、首席大型居住社区,百亩大盘,13万平方米超大规模贵族领地,二十九栋传世建筑,以高人一等的身度,典藏尊贵。2、首家生态园林……3、首家现代智能社区……4、首家音乐社区……5、尊级服务,缔造一品人生……6、完善配套,打造“城”生活……7、卓品建筑,体验现代都市家庭美感。
综上所列事例,如本文开端一段中所述,是改革以来社会大转型中具有象征性的一种转型,是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造城战略。因为凡在社会变革力度为大,转型特征明显的阶段,新的矛盾也较突出且复杂,所以造城战略实施中也是如此,主要是:
无序竞争。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这么四步走的过程,即城市化之后,出现居住过度集中,和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便在郊区建城,使部分居民迁至郊区。但因郊区各方面条件好,迁出者日增,原城市却出现空白,故在上世纪80~90年代,英、美等国又鼓励年轻人回城居住,即逆城市化。进入21世纪这几年,又有旧城与新城统一规划的再城市化。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上应发挥后发优势,但有些地方领导人并不懂发达国家的经验,并不是使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相协调,而是无序竞争。如前述江西省南昌至九江的工业走廊,土地使用价就低得出奇:金融和商业用地,上海浦东是每平方米8~70元,而昌九走廊仅3~10元;一般性工业、仓储用地,浦东为3~70元,而昌九走廊仅0.5~3元。如果再加上建设期间免交,投产后5年内减半,昌九走廊的土地使用价就便宜得屈指可数了。
无序竞争的结果,还有已规划的城区之内本有许多未用,而图便宜再度向外扩展,致使形成许多空心区,不仅使市区半径过长,运输成本加大,更是耕地大幅度减少的一个原因。
决策失误。前述“城市花园”广告,虽作为广告语言故有造作之嫌,然可以肯定是豪华型,仅是勉强达到总体小康标准的县,竟与都市相比,成为“贵族领地”,“高人一等”住宅小区,显然是政府决策缺乏科学依据与民意基础。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人买不起,有的说:“让白住也住不起”,因为已有内部人透露,仿佛已是一种规律,购房费可以少一些,也可以晚交,用住下以后的各种物业费补,这也叫“来日方长”,反正是“买的不如卖的精”。
此例和四川省绵阳市那例,皆说明决策和规划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存在极为片面的认识,即不认为新农村首先是提高生产力,而只是农民住好房。与造城同,不认为是战略,而认为是一场轰轰烈烈但可能有头无尾的运动。
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因为是战略,不是运动,所以才要全面,要综合;所以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国策;所以真正的裁判不是哪个上级,不是政府,而是农民群众,看他们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
“政绩”观也是决策失误的原因,把造城当作供上级看的“形象”,如一个新城市,马路是八车道,可没几辆车,当然也没多少人。可那市长高升了,到一个地级市当市委副书记去了。对这种现象,美国建筑师协会一位前主席直言不讳:“现在的中国,实际上正在重蹈百年前美国或欧州一些城市的复辙,那场运动的特点就是专注于纪念性和表面文章,搞花园式城市。”
“非常”关系。有的决策或规划者,与房地产开发商并非正常关系,而是“非常”关系,或裙带,或曾同学、同事,或多有经济过从。在“造城”中“合作”,旨在“双赢”。
总之,我们修志者和包括造城决策者规划者、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广大城乡居民等于其内的读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在续志中反映造城战略的实施状况,旨在使读者心中的“城”是这样的情况:
站在城市考虑城市,便总是片面地考虑城市化所带来的空气污染、治安混乱、交通堵塞、人口爆炸等,从而采取一些消极举措,如限制人口流动,歧视农民工,不平等的就业政策等,结果是限制了城市发展。
站在农村考虑农村,则永远都靠“输血”。纵然政府的财政是无限的,可以给每个村都建高等级公路,很好的住房,但农民还是起早贪黑地干农活,收入总是有限。
按照邓小平的设计思考,解决如上两个问题,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城市化,要造城,要造更多更多的城,更要思考掌握什么原则,和谁来造,怎么造。
(作者:河北枣强县城世纪花园2—1—501)
按照邓小平设计的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达到中等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2050年的城市化率必达到70~80%。这意味着未来这40余年中,会有7.2~8.8亿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将带来居住、就业和物质、文化生活等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或者说是改革以来社会大转型中具有象征性的一种转型,还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造城战略,在实施中又分农村城镇化、中小城市大城市化、两城之间长廊化、大城市都市化、沿海城市国际化。
回顾历史,我国第一次造城出现在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8年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很快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改造。围绕694个重点建设项目,采取“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新建了6个城市,大规模扩建了20个城市,一般扩建了74个城市,一部分村庄成为县城。在城市拉力、宽松的用人制度和户籍政策驱动下,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投身于轰轰烈烈地城市建设之中。期间,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到1957年,全国城市人口由1949年末的5765万增至9949万,增加72.58%;农村人口则由4.84亿增至5.47亿,仅增加13.02%。另一个结果是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钢铁、煤炭、电力、粮食、棉花等产量都超过1949年及其前的最高水平。
第二次造城是1958~1978年20年,是一种畸形发展。先是“大跃进”中,在“一步跨入共产主义”,过“天堂”式生活口号下而“造城”,有“五不用”、“六不用”、“七不用”大楼,即不用砖瓦和水泥、钢筋、木材……而用大炼钢铁的矿渣和白灰、玻璃丝、竹竿……。只数日,一些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便出现一栋栋这样的楼房,结果当然被称“八不用”即不能用。还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生产目标,使农村劳动力在饥寒交迫下盲目进入城市。但未几又是农产品十分短缺,又迫使城市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其他人口,即“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与农民争那本不多的饭吃。始于1966年5月的“文化大革命”,更大步倒退。加之“二元化”户籍制度,使城乡人口形成高低两大阶层,把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第三次造城是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近30年,如按邓小平的意见设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就是大规模造城,其中1980年见城市雏型的广东省深圳市,原只是散落于海滩上荒凉的渔村,至今已是国际化都市,还有珠海、汕头两市,也是如此。1978年全国有超百万人口的城市仅11个,至2005年已达49个。各地事实均可充分说明,大规模城市建设如潮一般高速推进,冲击着我国根深蒂固含城乡结构于内的社会结构,上到党中央政府,下到平民家庭,每种职业每个阶层的人,都在观察或有所体会,也都在思考和议说造城战略实施中的种种动态。
2004年12月6日上午,地处苏北的靖江市政府大院内,涌进300余名人力三轮车夫,颇带群情激愤态势。原因是其前,市政府城管局出台一项新规,要市内人力三轮车“二合一”,即两人一辆,通过削减数量,解决街道人满为患,交通经常堵塞问题。虽然是个可行方法,但涉及三轮车夫们的生计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城市发展矛盾中的一个“连环套”,仅靠其中小小的一环城管局限制人力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就需扩大城区。其实在此之前,市委、市政府有关人经过调查论证,正酝酿造城规划,新城区面积达13.8平方公里,与旧城区相比,差不多等于再建一个靖江城。然而单凭一已之力在几年内完成是不可能的,因为虽在那几年位居全国百强市(县)之列,然而日子还是紧巴巴的。有两万多人吃财政饭,与隔江相望的江阴市差不多,但财政收入只占江阴的16.7%。看来,一条长江天堑,在那儿正是经济差距的断裂带。靖江人的目光,自然而然瞄住了长江南岸。
靖江人的心思,也自然传到南京,传到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人心中,仿佛是不谋而合,做出两岸联动开发的决策,名为“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显然,是利用江阴的经济力量在靖江造城。首期工程于2003年2月开始实施。
在这个项目中,江阴投资90%,靖江投资10%。,双方约定10年之内都不从园区获取一分收益,投资公司收益全部留作滚动开发。10年之后,园区管理江阴为主,劳动力安排和服务配套靖江为主。工程实施中,当然出现许多矛盾困难,如原有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尤其是失去土地、房屋的农民问题等,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靖江市委、市政府都处理得较好。
山东省的枣庄,素以矿产资源县见长,但经百年尤其是改革以来采掘量猛增,几乎一空。1998年是最难过的一年,几个骨干大矿因资源枯竭而破产,小厂矿也多关闭,有污染的企业关了一大半。加上当时资源价格低,贷款也困难,发生金融风险。在这种形势下,市政府于2004年出台新规划:在老城区和形成已10余年的新城区之间搞“长廊”,即建全新的文化、高新技术产业城带。一方面招商引资,发展高新技术经济,另一方面繁荣原有城市的商业。
1956年7月16日,我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设在吉林省省长春市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出生产线,数年后年产达万辆。再后,长春被称“汽车城”。改革开放初,开始大量生产轿车,至今,各种汽车年产已超百万辆。为使汽车工业更好的发展,也为使一些农村实现城市化,2005年开始实施长春至四平“汽车城长廊”工程,也就是说实现约百公里的城市化。如此既能使挤在“汽车城”之内的汽车和其他工业迁出一部分,在较大程度上减轻污染,又能使大批农民转为务工或经商,实现市民化。这种长廊式造城还有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江西省南昌市至九江市的工业长廊,使长约120公里的鄱阳湖畔农村成为长廊式小城市。
200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作为向全国人大建议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其中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为在其前已发给各地党中央委员和其他人士征求意见,所以在全国居民中引起欢快的议说,有的付诸行动。如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之后,媒体披露四川省绵阳市已盖起一些欧式别墅,让一些农民居住,可以先少拿钱或不拿钱。可有地对记者说:“这洋楼是好,可俺还是每天早饭晚饭只喝稀粥,哪个年月才能还清账呀!”
无独有偶,河北一个在90年代中期勉强达到总体小康标准的县,与绵阳相似。2006年夏,城乡到处散发着一张城市花园的广告,由多幅彩照和简短文字组成,彩照中的建筑是用积木式模型拍摄的。总标题是《都市新生带/品质新生活》,位于城乡结合部,文字说明是:政府重点工程,“某某集团”鼎立巨献,属县内一镇同样工程的第二项。具体是:1、首席大型居住社区,百亩大盘,13万平方米超大规模贵族领地,二十九栋传世建筑,以高人一等的身度,典藏尊贵。2、首家生态园林……3、首家现代智能社区……4、首家音乐社区……5、尊级服务,缔造一品人生……6、完善配套,打造“城”生活……7、卓品建筑,体验现代都市家庭美感。
综上所列事例,如本文开端一段中所述,是改革以来社会大转型中具有象征性的一种转型,是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造城战略。因为凡在社会变革力度为大,转型特征明显的阶段,新的矛盾也较突出且复杂,所以造城战略实施中也是如此,主要是:
无序竞争。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这么四步走的过程,即城市化之后,出现居住过度集中,和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便在郊区建城,使部分居民迁至郊区。但因郊区各方面条件好,迁出者日增,原城市却出现空白,故在上世纪80~90年代,英、美等国又鼓励年轻人回城居住,即逆城市化。进入21世纪这几年,又有旧城与新城统一规划的再城市化。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上应发挥后发优势,但有些地方领导人并不懂发达国家的经验,并不是使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相协调,而是无序竞争。如前述江西省南昌至九江的工业走廊,土地使用价就低得出奇:金融和商业用地,上海浦东是每平方米8~70元,而昌九走廊仅3~10元;一般性工业、仓储用地,浦东为3~70元,而昌九走廊仅0.5~3元。如果再加上建设期间免交,投产后5年内减半,昌九走廊的土地使用价就便宜得屈指可数了。
无序竞争的结果,还有已规划的城区之内本有许多未用,而图便宜再度向外扩展,致使形成许多空心区,不仅使市区半径过长,运输成本加大,更是耕地大幅度减少的一个原因。
决策失误。前述“城市花园”广告,虽作为广告语言故有造作之嫌,然可以肯定是豪华型,仅是勉强达到总体小康标准的县,竟与都市相比,成为“贵族领地”,“高人一等”住宅小区,显然是政府决策缺乏科学依据与民意基础。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人买不起,有的说:“让白住也住不起”,因为已有内部人透露,仿佛已是一种规律,购房费可以少一些,也可以晚交,用住下以后的各种物业费补,这也叫“来日方长”,反正是“买的不如卖的精”。
此例和四川省绵阳市那例,皆说明决策和规划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存在极为片面的认识,即不认为新农村首先是提高生产力,而只是农民住好房。与造城同,不认为是战略,而认为是一场轰轰烈烈但可能有头无尾的运动。
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因为是战略,不是运动,所以才要全面,要综合;所以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国策;所以真正的裁判不是哪个上级,不是政府,而是农民群众,看他们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
“政绩”观也是决策失误的原因,把造城当作供上级看的“形象”,如一个新城市,马路是八车道,可没几辆车,当然也没多少人。可那市长高升了,到一个地级市当市委副书记去了。对这种现象,美国建筑师协会一位前主席直言不讳:“现在的中国,实际上正在重蹈百年前美国或欧州一些城市的复辙,那场运动的特点就是专注于纪念性和表面文章,搞花园式城市。”
“非常”关系。有的决策或规划者,与房地产开发商并非正常关系,而是“非常”关系,或裙带,或曾同学、同事,或多有经济过从。在“造城”中“合作”,旨在“双赢”。
总之,我们修志者和包括造城决策者规划者、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广大城乡居民等于其内的读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在续志中反映造城战略的实施状况,旨在使读者心中的“城”是这样的情况:
站在城市考虑城市,便总是片面地考虑城市化所带来的空气污染、治安混乱、交通堵塞、人口爆炸等,从而采取一些消极举措,如限制人口流动,歧视农民工,不平等的就业政策等,结果是限制了城市发展。
站在农村考虑农村,则永远都靠“输血”。纵然政府的财政是无限的,可以给每个村都建高等级公路,很好的住房,但农民还是起早贪黑地干农活,收入总是有限。
按照邓小平的设计思考,解决如上两个问题,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城市化,要造城,要造更多更多的城,更要思考掌握什么原则,和谁来造,怎么造。
(作者:河北枣强县城世纪花园2—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