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经过全国人民8年艰苦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也摆脱了日寇的残暴统治，获得了解放。但是，胜利的喜悦很快被无情的鼠疫所笼罩。8月21日，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鼠疫的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下同)暴发了人间鼠疫。由于王爷庙街刚刚光复，社会秩序混乱，未能及时进行封锁隔离，疫情由铁西区迅速蔓延到全市4个区及周围22个乡村，并波及扎赉特旗，又沿铁路线传播到白城子、洮南、开鲁等地。开始是腺鼠疫，12月间转成肺鼠疫。疫情发生后，当地医务人员迅速报告苏军城防司令部(1945年8月13日苏联红军进驻王爷庙)，经苏军军医确诊为鼠疫。在苏军城防司令部统一组织指挥下，动员当地医药卫生人员组成防疫队伍，并设立检疫组、消毒组和隔离病院、尸体处理组进行隔离防治，积极开展鼠疫防治工作。经中苏防疫人员的艰苦努力，于1946年3月暴发流行的鼠疫被平息下去。据档案记载：王爷庙1945年总人口为30000人左右，发病862人，死亡851人。死亡率达到98.7％；1946年发病241人，死亡232人，死亡率为96．2％。

1947年7月，自治政府成立伊始，各项工作刚刚起步，首府王爷庙再次暴发人间鼠疫，相继在周围科右前旗、突泉县流行。为了保障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决定，在自治政府领导下成立有党政军领导亲自参加的防疫委员会，并发出“扑灭鼠疫，抢救生命”的紧急指示，在王爷庙设立“防疫本部”，直接指挥扑灭鼠疫的工作。经防疫人员及各界群众的齐心协力，奋勇作战，1947、1948连续两年的鼠疫大流行被平息。到1949年底，内蒙古地区鼠疫流行范围缩小，扭转了被动防御的局面。是年，王爷庙发病人数为260人，死亡人数为174人，死亡率下降到66．9％。据档案统计：王爷庙“45至47三年当中流行腺鼠疫4次，肺鼠疫1次”；“1945年12月10日流行的肺鼠疫，至46年3月蔓延了2个市、5个县、3个旗的广大地区”；“45至47年据不完全统计，发生1363名，死亡达1257名之多”。

王爷庙鼠疫自肇始至平息，历时数年之久，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从此，这里形成了浓厚的鼠疫污染地区”，人民“走死逃亡，十室九空”，变成了死亡的“恐怖之城”。从档案和战后种种调查事实表明，王爷庙鼠疫的流行与蔓延，实系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溃逃之际散播鼠疫细菌所致。

1950年，前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惩办日本细菌战犯。2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关于惩办日本细菌战犯的座谈会”，到会者多为参加过1945年防疫工作的同志。会上，大家纷纷用大量铁的事实和证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散播鼠疫细菌毒害各族人民的滔天罪行。兴安盟卫生科长特格喜都楞证明，“日寇投降后8月20几日，由东南方日机一架侵入乌市上空，经南区百米高低空进来，在铁西区上空投下像雾似的东西，并扫射居民后奔向扎旗音德尔方向飞窜。9月3、4日，铁西区三乡七组张镇中之子张三首先发病死亡，一家内共死亡3人，先后该组死10余人。当时老乡因无知恐慌不报告，在9月13日，新生区兴滨旅馆西邻张小铺张老太太发病，在病前未去过远处，只到过伪医学院及特务机关等地捡洋捞，再无其他经路之可考。症状有鼠蹊腺肿高热，14日逃到南区，15日死亡。经红军军医帮助，在16日确诊为腺鼠疫，当时决定进行防疫工作，17日即苏联防疫队以防疫司令军医上校连斯基为首40余人前来帮助进行防疫工作”。参加当时防疫工作的巴布哈医生也证明，“日寇溃败逃窜时，将食品中施放毒物及细菌。如爱国区宁家屯等地老乡由王爷庙南山阵地里捡来成袋的白面及草袋的大米，食后中毒死亡，并有感染鼠疫者。宁家屯李义老乡之子李德仁(27岁才)由南山捡洋捞拉石头，于旧历七月十九日患病，二十七日死亡，并传染其家族及同院住户，在一个院子内就死亡16口人之众。据防疫队解剖、检查、化验、培养，结果均系鼠疫。腺鼠疫传播扩大蔓延的经路：市内首先发生在铁西区，逐渐蔓延到市内，并蔓延到西前旗宁家屯贾家沟、周家沟、蒙古沟、赵拉麻屯八公府等地。在11月20日结束腺鼠疫的防疫工作。由12月10日继续发生肺鼠疫，首先由爱国区北山坎李歪楞店发生二人，住店的客人完全逃散；次日，在市东郊乱尸岗上发现尸体10余具，经解剖确诊系肺鼠疫，并在同区西桂店住的旅客死亡13人。客人逃跑向乡下散播了病源肺鼠疫，继续传染到西前旗、包达力根、扎旗音德尔、白城子、突泉、洮北小烧锅等地广范围”。巴布哈医生还谈到，“仅就他熟识的同乡罹病死亡者有20余人”。

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细菌战，用鼠疫及其他各种传染病菌毒害中国人民蓄谋已久。特格喜都楞在发言中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长春伪兴安局的文件中发现一件伪兴安总省次长白滨清澄所拟就的所谓‘焦土战术计划’，内容包括散布细菌摧残蒙汉和平居民的生命及企图阻止苏联红军的前进，纵火焚毁重要建筑物，杀掉主要人物并将所有青年向南带走，赶走牛羊马群，所剩余的牲畜内散布兽疫菌，毁灭人民的财产”。但由于苏联红军迅速出兵，“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完全施展所谓‘焦土战术计划’。据调查所悉，散布细菌与放毒有以下几点根据：伪医学院长撤换，继由伪兴安总省保健科长小松兼任，并小松常去白滨处联络，积极赞成细菌战术，所以日寇溃败逃窜时，小松、灰塚(伪医学院化验员)、田丸(特务医生)、昌田等人散布细菌完了，最后离开王爷庙”。参加当时防疫工作的苏尔古冷谈：“伪医学院房舍内住的红军一名被感染鼠疫而牺牲。日寇在乌市制造细菌是伪医学院化验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系保存过生鼠疫苗。在日军投降后，由伪医学院发现(化验室)6、7箱，已制成之培养基(培地)及地下冷藏室内存有大量以瓶包装的血液。因此，伪医学院是王爷庙发生鼠疫的策源地”。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制造、“散布细菌、放毒杀害人民生命”，更为残忍的是用人体做试验。据一名兽医科长证明，“日寇于伪满康德七年在通辽研究生菌，竟以活人进行试验。如将通辽南周家围子百余户的大屯子封锁起来，注射生的鼠疫细菌，而被感染鼠疫死亡者即过半。  日寇的2646部队是在海拉尔西头道街，对外称为关东军西大仓库，但并非单纯仓库，对外非常机密。在这里亲自给饲养试验耗子的郝良臣者解放时才跑出来，据他说：“小动物房就有10多间，饲养700多只耗子和很多的兔子等，每天出入这里都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未带有卫生人员的标识)，穿着白衣，戴口罩、眼镜，在试验室里试验小动物，抽血液注射等，除这些人以外，还常来这里的是日寇宪兵队长。这院里的长官叫田中和佐藤的两个上校院内还有三间禁闭室，送到里边的犯人，也从未见过出来的”。

铁证如山。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在他们临死前的回光返照，竟卑鄙地对无辜人民撒下了人类公敌鼠疫苗，给人民留下了严重的灾难”。与会者一致认为“乌市的鼠疫及其他各种传染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大流行，自9月至翌年2月约死亡2000余人，这次流行的传染病无疑问是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属于日寇细菌战的一部分，是日寇制造的”。“在日寇手中经试验而亡身的人民不下500余。由于散布细菌 (不仅鼠疫菌，同时也有斑疹伤寒、回归热等急性传染病)放毒，遭受杀害之人民仅1945年冬乌市就有2000余人。这一笔血债必须偿还。”

战后，日本细菌战犯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它给各族人民造成的创伤和损失却难以弥补。“乌市前旗从1945年至1947年三年间是鼠疫控制的黑暗景象里，鼠疫杀害了1257名宝贵生命，给无辜的和平居民带来了说不尽的痛苦，父母妻子离散，流泪悲伤，并时刻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这样过渡了三年，造成工厂停工，商业不能流通，学生不能上课，城市贸易几乎断绝，政府不能按计划工作，军事支前受到极大地障碍，仅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不等到恢复生产，鼠疫又来了，这种轮盘受到打击当中，谈不到生产和发家致富了，公家为防疫仅1947年就拨出5346205元巨款，全市人民生产上、生命和生活自由的损失，则难以计算了。这说明鼠疫完全窒息了生产，剥夺了人民的生命和生活自由。鼠疫控制人民生命财产相等日本帝国主义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统治一样”。

时至今日，日本政府虽然“承认事实”，但仍“回避责任”。据报载，2003年5月20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原告索赔请求的一审判决，并继续追究日本政府对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的法律责任。开庭完毕后，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声援团在东京的几条主要街道上举行了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帝国主义违背国际公约，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细菌战，丧心病狂地用鼠疫及其他传染病菌毒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单位：内蒙古建设工程承发包中心  内蒙古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