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达赖喇嘛

云丹嘉措出生地考

胡云晖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出生于明代土默特阿勒坦汗家族，系阿勒坦汗的曾孙，其父松木儿台吉是第二代顺义王黄台吉之子，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之弟，这是世所公认的事实。但关于其具体的出生地点，多少年来杂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曹永年教授在其论文《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生地考》中，认为云丹嘉措是出生于其父松木儿台吉的领地，即今商都境内的察罕淖地区。

曹永年在论文中说：“据《四世达赖传》载，云丹嘉措三岁时离开父亲住地，前往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显然他生于其父松木儿台吉的领地之内，而关于松木儿台吉的领地，明代汉文文献则有明确记载。”之后详加论述，证明了今商都察罕淖地区即松木儿台吉的领地。

今商都察罕淖地区是否松木儿台吉的领地，暂且撇开不论。问题的实质是，用什么来证明云丹嘉措就是出生在其父亲的领地之上呢？迄今为止，支撑这一观点的主要文献依据，正如曹文所列，是明肖大亨《北虏风俗·崇佛》中的记载，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将其原文再引一遍：

曩俺答在时，往而迎佛，得达赖喇嘛归，事之甚谨。达赖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数年后有佛出焉。’后达赖喇嘛卒，不一年至万历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尝袒，腹中有声。众僧曰：‘此当生佛。’比产时，儿果自言曰：‘我前达赖喇嘛。’众僧曰：‘此真向者达赖复生矣。’达赖生时乘马、念珠及经一册，顺义王西还，以此数者示儿。儿果曰：‘此我之马也。’于诸品物中独取念珠与经，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时时作西方语，惟僧能解之。甫三四岁时，言祸福亦辄应。夷人闻之，于是千里赢粮而走谒之者，日相望于门也，咸号曰小活佛。上其事以闻，万历二十年，奉旨升松木之子为朵儿只昌，异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佛不倦。而喇嘛之在虏中者，我岁有所赐以奖异之。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顺义王之亲弟，其子曰虎督度，年可七八龄云。

如果我们认为这一段文字记载是信史，那么对其详加研读，分析其中所透漏出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这段文字中说：“曩俺答在时，往而迎佛，得达赖喇嘛归，事之甚谨。”俺答（即阿勒坦汗）在世时只是在青海与三世达赖喇嘛有过接触，等到索南嘉措到土默特部落时，俺答已去世。所以这段话尚不能坐实，但俺答笃信佛教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达赖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数年后有佛出焉。’”“达赖每指”，就是达赖不止一次地经常指，说明这个地方，是三世达赖喇嘛曾经长时间呆过的地方。那么，三世达赖喇嘛是否到过松木台吉的领地（即今商都察罕淖地区），并且有过长时间的逗留呢？这就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三，“今松木台吉所居”，即肖大亨所指现松木台吉居住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呢？是指松木儿台吉的领地，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以语意揣度之，显然不是指其领地。因为特意指出“今松木台吉所居”，说明松木台吉之前所居与今所居不是一个地方。

第四，“松木儿台吉常居上谷西北”，常居二字，正好与“今松木台吉所居”形成强烈对照。就是说，松木儿台吉的日常领地，是在上谷西北，他常住在那里。但“今松木台吉所居”，显然是另一个地方，不是他常居的地方。如果是同一个地方，就没有必要特意区别“今所居”和“常居”了。

第五，“此地数年后有佛出焉”，一句，显然是三世达赖喇嘛初到土默特地区时所说，因为他1585年到达土默特地区，1588年圆寂，1589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出生，这句话显然不是三世达赖喇嘛的临终遗言。

通过这些文字表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云丹嘉措的出生地，是“今松木台吉所居”的地方，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第二，松木儿台吉常居的上谷西北，也即其领地，不是云丹嘉措的出生地；第三，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在云丹嘉措的出生地长时间逗留过；第四，“今松木台吉所居”与“松木儿台吉常居”不是一个地方；第五，这段文字不能支持松木儿台吉的领地就是云丹嘉措出生地的观点。

那么，云丹嘉措的出生地在哪里呢？应该就是肖大亨写《北虏风俗》时“今松木台吉所居”的那个地方。关于这个地方，虽然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可以从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期间的停留时间与地点加以考究探索，其间涉及众多的史料考证，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三世达赖喇嘛自1585年至1588年在内蒙古期间，其主要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一直是围绕呼和浩特和美岱召周边地区展开的，只是后期，才带病前往东部，不久即圆寂。即使途经松木尔台吉的领地（即今商都察罕淖地区），也不可能有长时间的逗留，按照古汉语习惯，“每指”云云，显然不是指短暂经过的地方。而且这时候说“此地数年后有佛出焉”，也不符合事实。因此，云丹嘉措的出生地应该是在当时顺义王所在的政治中心、宗教弘法中心美岱召周围地区。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资料和民间传说，也可以为我们考证云丹嘉措的出生地提供全新的研究方向。这些地方志资料，都将其出生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苏波罗盖，即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苏波盖乡的苏波盖村。

苏波罗盖，也作苏波尔盖、苏波勒格等，是蒙古语，汉译为塔。

苏波盖村中确曾有过一座藏式白塔，高约10米，塔座地基每边也有10米，极高极大，据村民回忆，说塔肚中可放下一张麻将桌，供四人打牌。该塔在文革期间被毁坏，当时村民曾从地基下挖出过扣在一起的铁锅，中间有五谷杂粮等物。

关于这座白塔，清光绪三十三年成书的《归绥道志》风土卷二十三“方言·蒙语类译·各厅杂译”之“萨拉齐厅所译蒙语村名”说：“苏波尔盖，达赖生此，因建塔而名之。”非常直接地指明这个村子因塔得名，而这个塔，是因为达赖喇嘛出生而建。

民国年间纂修的《绥远通志稿》卷十五“古迹”中更明确地说这个塔是达赖喇嘛的“埋胞塔”：“采访录：萨拉齐县治东四十里，有村镇曰苏波罗盖，居民凡六七百家。村之北端有塔，高可三丈，四周绕以崇垣。据父老传述，此塔为达赖喇嘛第三世转生埋胎胞处。因彼时土默特部首领顺义王谙达适当极盛，而全部蒙众又极信奉黄教，于是咸称达赖喇嘛之降生此土，实为千载难逢之瑞兆，乃醵貲即其埋胞处为创修一塔，至今几四百年，仍爱护之勿替云。”所谓“达赖喇嘛第三世转生”，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而埋胎胞云云，则是当地风俗，为求所生婴儿茁壮成长，要把他的胎衣用两碗扣起来，埋到地下。云丹嘉措的降生，本来与其他婴儿的出生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在其出生地把胎衣掩埋起来。但自从其被认定达赖转生之后，在信奉黄教的蒙古信众眼里，一下子神圣起来，“夷人闻之，于是千里赢粮而走谒之者，日相望于门”，其胎衣，也成为灵物，修塔予以保护。

尤可注意的是，在这段文字中，记述当地父老的传述，对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当地的事实确定无疑，指为传说者，只是说这个塔是他的埋胞塔而已。

所以《绥远通志稿》在其后的案语中又说：“案：蒙古语称塔曰苏波勒格，犹梵语窣堵波也。其村即以塔为名，则历年亦悠远矣。至达赖第三（按，应为四）世诞生于土默特境，凡蒙文历史述谙达时事者，类多记之，非迷信黄教家凭空诞饰之比。且因达赖而引起之蒙藏纷争，亦为当时一重大事迹，详见宗教门。”认为此塔为三世达赖喇嘛转生者的埋胞塔并非凭空附会。

苏波罗盖塔的后面曾建有一护塔寺庙，本地人称为苏波罗盖召，也叫白塔召，从现存地契资料可以证实，是美岱召的属庙，其管事喇嘛由美岱召委派，附近土地也属于美岱召的庙产。种种现象标明，这座塔与美岱召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民国《萨拉齐县志》卷三“胜迹”曰：“白塔召，在县城东苏波罗盖村，清乾隆十六年建，近多溃毁，谨存兰若各迹。”乾隆十六年建召，召以塔名，建塔的时间一定更为久远。村人关于白塔是达赖喇嘛埋胞塔的传说，口耳相传，绝非空穴来风。

另外，《绥远通志稿》还记述美岱召中一直供奉着四世达赖喇嘛的金身像，是四世达赖圆寂后，西藏宗教界为向土默特蒙古部落有所交待而铸造的，据说还是亲自用人力背来，然后供奉在美岱召里。而作为美岱召属庙的苏波盖召，恰在大明金国首都、阿勒坦汗日常所居的大板升——美岱召之南，二者近在咫尺，与宝丰山上的阿勒坦汗舍利宝塔遥相呼应。因此，苏波盖村有白塔这样一个特殊的建筑，又有埋胞处这样的民间传说，无疑会让我们产生无尽的联想。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波盖村很可能就是松木儿台吉妻子儿女的日常生活居住地，也是松木儿台吉领地以外、回金国都城议事开会之时的居住地，也即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出生地。至于远在上谷西北的察汗淖尔，或许只是云丹嘉措曾经短暂生活过的地方而已。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学者不能自圆其说的猜测，既没有明确的书证，也没有任何重要的文化遗存和民间传说来证明云丹嘉措的出生与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关系，即使证明了它是松木儿台吉的驻牧领地，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说道底，松木儿台吉的领地并不一定等于云丹嘉措的出生地。

（作者单位：内蒙古包头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