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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 【志鉴论坛】问题、差距、目标、对策—— 对精品志书现状问题的思考
  • 发布时间:2016-03-20
  • 来源: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省修志专家库成员
  • 要:分析精品志书现状,实际是分析志书质量现状。在这方面既不能低估,也不能估计过高。客观说,国家层面的方志精品尚未出现。“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针对社会环境方面的负面因素,主要是宣传和强调依法修志。针对通行篇目框架不完善的问题,主要是结合变化了的地情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针对指导(引导)力度不够问题,主要是在体制保障、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去努力。针对因袭有余、创新不足的问题,主要是提倡和弘扬创新精神,把创新贯穿于修志全过程。

    关键词:精品志书现状  问题对策思考

     

    由出版社、中指办领导组织或指导的精品志书现状问题座谈会,选题好、很及时、很有必要。这实际是一个认识形势、研究现状、分析原因、决定对策的研讨会。开好这个会,对于今后健康顺利开展精品志书工程大有益处。这种益处可起到导向的作用,起到在大范围创造一种氛围,一种在健康轨道上开展志书“创先争优”的氛围。

    分析精品志书的现状,也就是分析志书质量的现状。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估计过高。做到这一点,要有一种文化的清醒、觉醒,清醒、觉醒了,才谈得上文化的繁荣和复兴,自然包括方志的发展与繁荣。这种发展与繁荣,既有量的体现,更有质的反映。精品志书的多少,也是方志是否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千万不能一说道问题,就与否定我们所做的工作相联系,那样就无法深入地分析、探讨并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坚持“五自”精神,即自我觉醒、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是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大课题。由于目前尚未拿出一个统一的精品志书的标准,那么对精品志书的理解,也就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千差万别。笔者同意方志精品评审组的分析,就是国家层面的方志精品至今尚未见到,但从方志出版社角度衡量不排除有精品。因为层面和标准不同,其结果也就不同。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这个判断,我认为也符合方志产品编纂出版的现状。现在出版的志书,绝大多数离精品志书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包括一些申报方志精品工程评审的志稿。最大的问题是重点内容与非重点内容比例失调,重点内容少,一般内容多;志书内容严重脱离地情实际,存在着重要内容的缺漏。缺什么?概括说,缺乏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缺乏鲜活的大量的社会民生情况;缺乏大量的农村、农民情况;缺乏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情况;缺乏“资政”作用大的经验、教训、规律、特点等。正因为这样,方志系统的一位退休的老人这样总结到:从理论上说,方志“如何写”、“写什么”的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实际上,“写什么”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不少志书除历史的追述、地理环境的描写外,大多是写管理体制和管理工作,鲜活的社会生活被大量枯燥的数据所取代。于是,我们的志书远离了实际,远离了群众,远离了生活,不能培养各层次的读者群,仅限于部分领导干部、科研人员翻阅和地方志内部循环 [1] 。从地情实际来考量,具有“地情百科”之称的地方志,离“全面系统”的要求存有较大差距,地情信息,志书记述了一部分,同时还缺漏了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状。因此说,志书“写什么”的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

    志书编的如何,读者的反映是最好的检验。听听读者的意见,对于我们改进工作会有巨大的帮助。在此简要提供点资料。北大教授肖东发先生曾指出,志书“花费大量篇幅反映事物内部一些小单元的起源兴革”,使“志书格局呈现为一条多竖线拼结并列而成的薄薄平面。看起来文字不少,但多为承上启下铺垫过渡性内容,核心资料被冲淡,反映不出多层次的、立体的、多彩多姿的现代社会全貌”[2] 。《人民日报》社记者李舫在充分肯定修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修志“存在着‘因义剪裁,因义生文’的情况”,“政府各部门的篇目设置和记述是从记述部门工作出发,未能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设篇立目和记述。大量篇幅记述的是各个部门的机构设置、人员多寡、各项工作、各种代表大会、单位任职人员和时间等,未能从部门设置的职能发挥、发展变化上提供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 [3]。”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谈歌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也指出当前修志有了变化,说志书字数渐多,页数变厚,有的状若砖头,内容却变得枯燥……事无巨细,一概记录在案 [4] 。这些逆耳之言,饱含深情,对于我们改进修志工作大有帮助。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起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环境负面因素的影响问题,有通行篇目框架不完善的问题,有指导(引导)的力度不够的问题,有因袭有余、创新不足的问题等。社会环境方面的负面因素,主要是部分领导干部认识缺位,不少供稿单位敷衍塞责,要么不提供资料,要么提供的资料不能用。对此情况,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不予调度,即使调度了,一些供稿单位也不当回事。这就造成“巧媳妇难做无米或少米之炊”。提供什么原料做什么饭,可想而知,这样的“饭”怎么能达到“色、香、味”俱佳的状态?通行的篇目框架不完善,就是载体形式与地情实际部分吻合,部分脱节,有供稿单位就拉出内容,没供稿单位就不拉内容,即使有供稿单位的内容拉的也不全面;早期是这样,后期绝大多数修志单位也未对篇目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为什么大家感到志书千篇一律,原因就在这里。说指导(引导)的力度不够,就是对志书(志稿)存在的问题认识不够,即使认识到了,采取的措施也不够得力,偏重弹性,少有刚性;抓典型、搞试点,标准不高,指导欠缺,堪称典范的样板没有真正拿出来。说因袭有余、创新不足,主要是说编纂者只想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模仿,人家设个特载,我也这样做;人家搞个“国策篇”,我也模仿学习……陈陈相因者众,特立独行者少。在这样一种乏味而平庸的“山寨”氛围里,是不可能产生什么精品力作的。

    找到了症结,就有了解决的办法。针对社会环境方面的负面因素,主要就是宣传和强调依法修志,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针对通行篇目框架不完善的问题,要结合变化了的地情,对其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针对指导(引导)的力度不够的问题,要深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切实加大引导力度。要像《决定》提出的那样,要在体制保障、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去努力。修志工作,容易被人们误以为是一项可有可无、可快可慢、可严可宽、可好可差、可软可硬的工作,这样就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应当减少弹性,加大刚性,把软事办硬。比如终审、评定精品和方志评奖,有一些内容,特别是地情存在、志书又没有记述或记述十分单薄的那些重要内容,包括改革开放、经济综情、居民生活、各阶层状况、农村农民、互联网络等,要有些刚性规定,缺漏这些就不能放行,就不能认可,就不能评奖。对那些“远离实际,远离群众,远离生活”的志书(志稿)要设卡拦截,告诫改正;对那些“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志书(志稿),要大力褒扬,以强化正能量作用。从一些地方的修志经验看,哪些地方刚性要求多了,那里志稿的水平就会有相应提高;修志基础在资料,哪些地方坚持多渠道搜集资料,那里志稿的内容,就与地情实际结合的更紧,就更为全面系统。全国恐怕也会是这样。抓点带面,要讲层次性,培养堪称典范、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精品志书,不能撒胡椒面,不能分散精力,要少而精,要各级通力扶持,要建立一个确实胜任指导工作的专家组给予智力支持。针对因袭有余、创新不足的问题,要大力提倡和弘扬创新精神,把创新精神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全过程。特别是要提倡文化宽容。因为讲创新,就是说要跟过去不一样,其结果很可能会推翻公认的定理,改变习以为常的惯例,打破某些条条框框,而这些很可能会引起不解甚至反对。大家是否包容这样的突破,是否鼓励这样的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美国学者佛罗里达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3T”理论,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而他认为,宽容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因素 [5]

    实施方志精品工程,不单是出版阶段的事,它有一个培养成熟的过程;它是个综合性的工作,因此它也需要齐抓共管。出版社要讲社会效益,但也不能回避它是一个出版企业,还要讲经济效益;申报精品单位的高期望值,与志稿的实际水平和评审专家组的学术职责,如何妥善的统一起来,这都是需要很好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单靠出版社后期阶段的工作,很难弥补志稿前中期存在的重大缺欠问题。因此必须考虑早下手、早介入、早培养、早提高的问题,这样就可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避免“瘸子里面挑将军”、“拔苗助长”、“勉强凑数”等问题的发生。

    今后如何培养国家层面的精品志书,需要提到各级方志机构的议事日程上来。中指办有多种优势,其一就是组织协调,可像制定《地方志书质量规定》那样,举各方之力,制定出国家层面的精品志书的标准。有了标准,接着是抓试点。对这样的试点,要认真考察,各方面条件具备了才能确定。被确定的单位,真正是领导重视、班子高强、基础较好。确定后要有固定人员、包括专家经常指导,直至真正拿出大家公认的精品志书来。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已经或接近达到高层次精品的标准,到出版社这个环节评审,认识就比较好统一,所有工作就比较好做了。因此笔者一直主张,要把主要精力用在评审之前,也就是过程之中,切实做好打基础的工作。

     

    注释

    [1]罗再麟:《矫枉必须过正》,贵州《史志林》2004年第2期。

    [2]肖东发:《年鉴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2月。

    [3]李舫:《披沥50 丹心入青史》,《人民日报》200477日。

    [4]谈歌:《探寻“史记”与县志中间之路》,《光明日 报》,201112日第4

    [5]张贺:《文化创新离不开宽容》,《人民日报》,2011114日。

    (作者: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省修志专家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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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分析精品志书现状,实际是分析志书质量现状。在这方面既不能低估,也不能估计过高。客观说,国家层面的方志精品尚未出现。“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针对社会环境方面的负面因素,主要是宣传和强调依法修志。针对通行篇目框架不完善的问题,主要是结合变化了的地情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针对指导(引导)力度不够问题,主要是在体制保障、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去努力。针对因袭有余、创新不足的问题,主要是提倡和弘扬创新精神,把创新贯穿于修志全过程。

    关键词:精品志书现状  问题对策思考

     

    由出版社、中指办领导组织或指导的精品志书现状问题座谈会,选题好、很及时、很有必要。这实际是一个认识形势、研究现状、分析原因、决定对策的研讨会。开好这个会,对于今后健康顺利开展精品志书工程大有益处。这种益处可起到导向的作用,起到在大范围创造一种氛围,一种在健康轨道上开展志书“创先争优”的氛围。

    分析精品志书的现状,也就是分析志书质量的现状。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估计过高。做到这一点,要有一种文化的清醒、觉醒,清醒、觉醒了,才谈得上文化的繁荣和复兴,自然包括方志的发展与繁荣。这种发展与繁荣,既有量的体现,更有质的反映。精品志书的多少,也是方志是否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千万不能一说道问题,就与否定我们所做的工作相联系,那样就无法深入地分析、探讨并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坚持“五自”精神,即自我觉醒、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是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大课题。由于目前尚未拿出一个统一的精品志书的标准,那么对精品志书的理解,也就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千差万别。笔者同意方志精品评审组的分析,就是国家层面的方志精品至今尚未见到,但从方志出版社角度衡量不排除有精品。因为层面和标准不同,其结果也就不同。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这个判断,我认为也符合方志产品编纂出版的现状。现在出版的志书,绝大多数离精品志书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包括一些申报方志精品工程评审的志稿。最大的问题是重点内容与非重点内容比例失调,重点内容少,一般内容多;志书内容严重脱离地情实际,存在着重要内容的缺漏。缺什么?概括说,缺乏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缺乏鲜活的大量的社会民生情况;缺乏大量的农村、农民情况;缺乏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情况;缺乏“资政”作用大的经验、教训、规律、特点等。正因为这样,方志系统的一位退休的老人这样总结到:从理论上说,方志“如何写”、“写什么”的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实际上,“写什么”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不少志书除历史的追述、地理环境的描写外,大多是写管理体制和管理工作,鲜活的社会生活被大量枯燥的数据所取代。于是,我们的志书远离了实际,远离了群众,远离了生活,不能培养各层次的读者群,仅限于部分领导干部、科研人员翻阅和地方志内部循环 [1] 。从地情实际来考量,具有“地情百科”之称的地方志,离“全面系统”的要求存有较大差距,地情信息,志书记述了一部分,同时还缺漏了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状。因此说,志书“写什么”的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

    志书编的如何,读者的反映是最好的检验。听听读者的意见,对于我们改进工作会有巨大的帮助。在此简要提供点资料。北大教授肖东发先生曾指出,志书“花费大量篇幅反映事物内部一些小单元的起源兴革”,使“志书格局呈现为一条多竖线拼结并列而成的薄薄平面。看起来文字不少,但多为承上启下铺垫过渡性内容,核心资料被冲淡,反映不出多层次的、立体的、多彩多姿的现代社会全貌”[2] 。《人民日报》社记者李舫在充分肯定修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修志“存在着‘因义剪裁,因义生文’的情况”,“政府各部门的篇目设置和记述是从记述部门工作出发,未能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设篇立目和记述。大量篇幅记述的是各个部门的机构设置、人员多寡、各项工作、各种代表大会、单位任职人员和时间等,未能从部门设置的职能发挥、发展变化上提供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 [3]。”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谈歌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也指出当前修志有了变化,说志书字数渐多,页数变厚,有的状若砖头,内容却变得枯燥……事无巨细,一概记录在案 [4] 。这些逆耳之言,饱含深情,对于我们改进修志工作大有帮助。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起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环境负面因素的影响问题,有通行篇目框架不完善的问题,有指导(引导)的力度不够的问题,有因袭有余、创新不足的问题等。社会环境方面的负面因素,主要是部分领导干部认识缺位,不少供稿单位敷衍塞责,要么不提供资料,要么提供的资料不能用。对此情况,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不予调度,即使调度了,一些供稿单位也不当回事。这就造成“巧媳妇难做无米或少米之炊”。提供什么原料做什么饭,可想而知,这样的“饭”怎么能达到“色、香、味”俱佳的状态?通行的篇目框架不完善,就是载体形式与地情实际部分吻合,部分脱节,有供稿单位就拉出内容,没供稿单位就不拉内容,即使有供稿单位的内容拉的也不全面;早期是这样,后期绝大多数修志单位也未对篇目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为什么大家感到志书千篇一律,原因就在这里。说指导(引导)的力度不够,就是对志书(志稿)存在的问题认识不够,即使认识到了,采取的措施也不够得力,偏重弹性,少有刚性;抓典型、搞试点,标准不高,指导欠缺,堪称典范的样板没有真正拿出来。说因袭有余、创新不足,主要是说编纂者只想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模仿,人家设个特载,我也这样做;人家搞个“国策篇”,我也模仿学习……陈陈相因者众,特立独行者少。在这样一种乏味而平庸的“山寨”氛围里,是不可能产生什么精品力作的。

    找到了症结,就有了解决的办法。针对社会环境方面的负面因素,主要就是宣传和强调依法修志,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针对通行篇目框架不完善的问题,要结合变化了的地情,对其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针对指导(引导)的力度不够的问题,要深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切实加大引导力度。要像《决定》提出的那样,要在体制保障、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去努力。修志工作,容易被人们误以为是一项可有可无、可快可慢、可严可宽、可好可差、可软可硬的工作,这样就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应当减少弹性,加大刚性,把软事办硬。比如终审、评定精品和方志评奖,有一些内容,特别是地情存在、志书又没有记述或记述十分单薄的那些重要内容,包括改革开放、经济综情、居民生活、各阶层状况、农村农民、互联网络等,要有些刚性规定,缺漏这些就不能放行,就不能认可,就不能评奖。对那些“远离实际,远离群众,远离生活”的志书(志稿)要设卡拦截,告诫改正;对那些“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志书(志稿),要大力褒扬,以强化正能量作用。从一些地方的修志经验看,哪些地方刚性要求多了,那里志稿的水平就会有相应提高;修志基础在资料,哪些地方坚持多渠道搜集资料,那里志稿的内容,就与地情实际结合的更紧,就更为全面系统。全国恐怕也会是这样。抓点带面,要讲层次性,培养堪称典范、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精品志书,不能撒胡椒面,不能分散精力,要少而精,要各级通力扶持,要建立一个确实胜任指导工作的专家组给予智力支持。针对因袭有余、创新不足的问题,要大力提倡和弘扬创新精神,把创新精神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全过程。特别是要提倡文化宽容。因为讲创新,就是说要跟过去不一样,其结果很可能会推翻公认的定理,改变习以为常的惯例,打破某些条条框框,而这些很可能会引起不解甚至反对。大家是否包容这样的突破,是否鼓励这样的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美国学者佛罗里达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3T”理论,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而他认为,宽容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因素 [5]

    实施方志精品工程,不单是出版阶段的事,它有一个培养成熟的过程;它是个综合性的工作,因此它也需要齐抓共管。出版社要讲社会效益,但也不能回避它是一个出版企业,还要讲经济效益;申报精品单位的高期望值,与志稿的实际水平和评审专家组的学术职责,如何妥善的统一起来,这都是需要很好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单靠出版社后期阶段的工作,很难弥补志稿前中期存在的重大缺欠问题。因此必须考虑早下手、早介入、早培养、早提高的问题,这样就可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避免“瘸子里面挑将军”、“拔苗助长”、“勉强凑数”等问题的发生。

    今后如何培养国家层面的精品志书,需要提到各级方志机构的议事日程上来。中指办有多种优势,其一就是组织协调,可像制定《地方志书质量规定》那样,举各方之力,制定出国家层面的精品志书的标准。有了标准,接着是抓试点。对这样的试点,要认真考察,各方面条件具备了才能确定。被确定的单位,真正是领导重视、班子高强、基础较好。确定后要有固定人员、包括专家经常指导,直至真正拿出大家公认的精品志书来。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已经或接近达到高层次精品的标准,到出版社这个环节评审,认识就比较好统一,所有工作就比较好做了。因此笔者一直主张,要把主要精力用在评审之前,也就是过程之中,切实做好打基础的工作。

     

    注释

    [1]罗再麟:《矫枉必须过正》,贵州《史志林》2004年第2期。

    [2]肖东发:《年鉴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2月。

    [3]李舫:《披沥50 丹心入青史》,《人民日报》200477日。

    [4]谈歌:《探寻“史记”与县志中间之路》,《光明日 报》,201112日第4

    [5]张贺:《文化创新离不开宽容》,《人民日报》,2011114日。

    (作者: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省修志专家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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