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确处理因与创的关系，准确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尺度，是二轮志书编纂的行为准则和基本要求，本文试以《涉县志（1991—2011）》（下称《涉县志》）为例，阐述既要传承地方志编修的优良传统，又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志义、志体等方面的革新。

关键词：《涉县志》参古定法锐意创新

贵因尤贵创。地方志的编纂是贵因还是贵创，即以参古定法为主还是以锐意创新为主，这个问题从地方志的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争论不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扬弃的观点，即弃其糟粕，扬其精华。正像鲁迅所说：“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1]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继承地方志书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精髓，又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下面简要阐述《涉县志》的编纂在继承与创新方面所作的一些探究，以就教于方志专家与修志同仁。

一

伟大导师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世界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它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3]“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4]负有“资政、存史、教化”特殊功能的地方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从春秋战国“掌四方之志”起一直流传到现在，能够代代相续，踵事增华，永不断章，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方志工作者必须首先继承其优良传统，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这一传统文化，坚决反对任何全盘否定和食古不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我们必须古为今用。清代方志学家洪亮吉在《洪亮吉集》中提出：“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5]近代史学家张国滏在《中国地方志考》中解释说：“‘因’即沿旧志之善，从诸志之长。”[6]《涉县志》首先在继承我国传统修志上参古定法，恪守志体，遵循志律，具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承传“三宝体”的内容编排。《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土地、人民、政事。”[7]晚清以前的志书在门类的设置上，大都本着孟子所言的诸侯三宝——“土地”、“人民”、“政事”的精神来谋篇布局，近代许多志书，从总体结构精神上看，与古代方志并无二致。而且三宝体的确立也与“西人所云国家之三要素先后同揆”[8]甘鹏云在《方志商》中也说：“有土地，有人民，而后政事出焉。”[9]以“三宝体”承载一方之全史，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合乎纂志用志的逻辑顺序，《涉县志》先以“山河揽胜”铺陈涉县的地理，继以“人本扫描”列写涉县人文，接着写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政事。用“三宝体”谋篇布局，首先突出“地”，彰显了地方志是地情书的性质，即如一场大戏首先搭建了一座戏台；其次是“人”，人是主角、是灵魂、是主题，即如戏剧中的演员及其观众；最后是“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就像戏剧中演戏过程。《涉县志》采用新三宝体，不但恰如其分地承载了“写什么”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地、人、事先后的编排顺序，即“怎么写”的问题。其中，人前置，彰显了人本、人文思想，纠正了一般志书人物殿后式微和弱化的偏谬写法。《涉县志》的编纂证明，古老的“三宝体”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二）遵循“以人为本”的编纂旨要。由孔子编选的上古历史文献《尚书》中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10]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又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民贵君轻的思想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矣。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称人物志为“书中之髓”。[12]方志学家甘鹏云在《方志商》中也指出：“往日修志，于民事殊略；近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13]方志学家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写道：“有关民生实用，疾苦利弊，虽小必志，既志又必详且尽焉。”[14]“自古方志半人物。”地方志记人应该是主题和灵魂。以“以人为本”立题，自古有之。《涉县志》在编纂之始给志书定位时就确立了“重心下移”，不但要为中国共产党立言，更要为人民群众立言；不但要注重阶级性，更要注重人民性；不但要成为各级领导的案头卷，更要成为寻常百姓的家藏书。“以人为本”是编纂宗旨。《涉县志》在内容上加大了记载人的分量：首先记述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人口，设“人口与计划生育”篇，接着关注民生，设“居民生活”篇，分别再写人性保护、人文关怀、人权保障、人情关爱的“民政”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篇、“民俗、宗教、语言”篇，接着再写涉县人的精神与品质特征，设“涉县精神”篇，这是对涉县人的思想品德、行为准则的凝炼和升华。最后设“人物”篇，采用人物传纪和人物名表两种形式，载录涉县已故名人的事迹和有关生人取得的名号，这样就把本地方方面面的典范人物和先进人物条分缕晰、丰富厚重地展现出来，克服了一轮志书“经济繁荣、人烟稀少”的不足。同时在编排的次序上，打破一轮志书人物总是垫底的常规模式，将其前置，以示倚重和强化。

（三）恪守“横排纵写”的基本原则。从地方志书的鼻祖《禹贡》开始，就将事物分门别类记述，到了宋代方志体例基本形成后，横排纵写，即成定制。方志学集大成者章学诚说过：“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15]志体的创立与发展，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具有条分缕晰、眉目清楚，专业性强等的优势。《涉县志》恪守这一古训，首先克服了中编体密密麻麻30篇（卷）左右、小编体50篇（卷）左右繁杂凌乱之不足，按地、人、事的顺序设山河揽胜、人本扫描、改革逐浪、经济纵横、政治述要、文化写真六大板块，然后再按篇、章、节三个层级架构，给人灿然醒目、统属分明之感。

（四）坚守“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德。《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记载“崔杼弑其君”[16]的史官三死而不阿的执著与浩气，一直鼓舞着史学界的精英去秉笔直书。三国史家韦昭，主修《吴书》坚持不违心为孙皓父作“纪”而下狱见诛[17]“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18]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君予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9]章学诚提出修志人员要“尽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20]《涉县志》忠实于历史，忠实于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不损害党的形象和不引起民族、宗教、国家敏感事物等方面纠纷的原则下，真实地反映了涉县取得的成就和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困难，善恶兼顾，正反并收。

（五）继承“述而不作”的春秋笔法。孔子修《春秋》，“以一字为褒贬”，[21]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志称作“史之余”，属史的范畴，当它与史分离出来之后，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不设史论。《涉县志》在志文中，寓作者的观点于史料的记述中，不作画蛇添足式的评说，将热爱家乡的情感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等观点，融于客观记述及其图表中，相信读志用志者从朴实的人和事的记载中全会理解和领悟出其中的是非曲折。

（六）因袭“生不立传”编纂通例。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说“史传之作，例取盖棺论定，不为生人立传。”而“邑志列传，全用史例，凡现存之人，例不入传。”[22]方志学家傅振伦明确指出：“往志通例,人物不录生存，宦绩不录升任。盖人有定评,须待盖棺,亦所以避恩怨、杜逢迎也。”[23]《涉县志》在凡例中载明“坚持生不立传和生不变相立传”，生人的模范事迹可通过以事系人和名表等方式散见于有关章节中，以防后有嬗变、晚节不保者致使志书的可信度打折扣。本书为已故的党政军领导人物、英雄模范人物、专业人物共35人立传，其他如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以及优秀科技工作者、优秀农民工等英雄模范人物采取以事系人或名表的形式散见于有关章节中。

（七）沿用多种体裁综合运用的惯例。《涉县志》以志为主，兼用述、记、传、图、表、录。“志者，记也。”运用准确、朴实、流畅的语言记述县内各行业、各部门21年间的史实。章学诚提出：“首曰编年,存史法也。”[24]大事记严格标准，广收博采，大事要事则书。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说过：“每篇之首，宜冠小序，篇成乃作，一人为之，务能提要钩玄，不蔓不支，文采斐然，雅俗共赏。”[25]三级序层次分明，高屋建瓴，阐述到位。35篇传记缅怀人物功绩，展现人物风貌。全书用图照763帧，图随文走。刘知几指出：“观太史公之例表也,燕越万里，而经寸之内，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举目可详，则表之为用大矣。”[26]《涉县志》设表187张，表随义立。附23篇，以横断面的形式表述了事物的面貌，加深了志书的深度。坚持志体，不采纳年鉴中的条目体和特载等写法。

（八）承袭博采众长的常规范式。《春秋公羊传注疏》：“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27]明代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曾提出“要网罗天下志书以作参考”[28]的主张。《涉县志》的编纂者认为，对方志理论书籍和外地的参考志书的占有量与提高编者修志水平和修志质量是成正比的。纂志开始后，从全国各地陆续购买章学诚、戴震、洪亮吉、黎锦熙、李泰棻、吴宗慈、董一博、傅振伦、仓修良等专家的方志理论和方志培训书籍100余种200余本，购买和交流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志书200余种，用1年半的时间逐本学习，广泛采纳，开阔视野，充分借鉴他山之石。然后从各地志书中采集优点，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出460页30余万字的征集资料大纲，为编修二轮志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然而，一味地泥古不变，就会裹足不前。中国地方志从春秋战国时产生，到汉魏地记的涌现，到出现官修志书的隋唐时期，到方志定型的两宋，到由逆转到复苏的元明时期，到清代鼎盛时期，到方志延续的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时期，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达兴旺不竭的动力。”[29]地方志的纂修必须与时俱进，必须革故鼎新，在志义上不能作茧自缚，在志目上不能画地为牢，在志语上不能刻舟求剑，在体裁上不能削足适履，在章法上不能抱残守缺。当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涉县志》深入探究、锐意创新，在以下十个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

（一）浓墨重彩记述改革开放，突破对社会发展记述的呆滞蹒跚和因循守旧。“世易时移，变法宜矣”[30]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相提并论的旨在破除“左”的束缚、全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使古老而贫穷的涉县焕发了勃勃生机，特别是写1991—2011年21年间，改革开放应是二轮志书的主旋律、主线索、主命脉。不改革，社会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因循守旧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的成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就会成为泡影。《涉县志》把改革开放升格集中写至一大板块的位置和篇幅，设置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开放开发5篇21章81节的格局，全面记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全貌。每一项改革都要记其背景、过程、成绩。全方位、立体化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给古老的涉县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是其受益者。当然，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并非一蹴而就、一举成功，有阻力、有磨难、有曲折、有阵痛、有反复、有教训。

（二）提升凝炼涉县精神，突破记述精神文明的平铺直叙和挨门数板凳。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31]地方志的中心任务和重要使命就是记载和凸显本地人物，而记述本地人物的重心是灵魂、是思想、是精神。恩格斯曾经指出，作家应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说的，是一个‘这个’。”[32]而塑造典型人物是否成功最终是由精神世界来决定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33]写人的外部特征固然重要，但抓住人的“精气神”才是重心、关键和纲领。二轮志书注重了记载精神文明建设，而记述精神文明建设往往停留在做了多少件好事，开展了几项文明活动，创建了多少文明户、文明单位这样挨门数板凳的平铺直叙上。《涉县志》以中共涉县委征集涉县精神素材、创建涉县精神品牌活动为载体，集中笔墨打造“涉县精神”篇，分设“涉县精神的孕育”、“涉县精神的内涵”、“涉县精神的弘扬”三章，记述断限内涉县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好人好事，它有如一座群雕，给人以思想震撼；它有如一座丰碑，给人以灵魂洗礼，在发挥志书的教化功能上作了较为深入的尝试和探索。

（三）多方挖掘寻找有价值的资料，突破资料的简陋残缺和虚妄矜夸。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认为：地方志书是“博物之书。”纂修地方志的成功与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占有材料是否丰富、全面、实用、可靠。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方志学家黎锦熙在谈到方志材料来源时说：“修志首务，在使材料充实”，“凡欲纂著一书，必先搜集材料，材料未齐，遽尔秉笔，妙手空空，一筹莫展，操觚之士，谅皆有此经验矣。”[34]胡乔木同志于1986年12月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编。”[35]《涉县志》在编纂前首先广开渠道收集资料，除了向有关单位征集外，还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电话、信函、网络、家访以及问卷调查、实地采拍抄录等方式，收集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回来后进行复制、分类、整理、归档，然后进行甄别、鉴定、考证，经有关部门审核后经过科学编排，录入志书。由于征集的多渠道和广泛性，《涉县志》的资料比较丰富，缺苗断垅现象不多。方志专家李明指出：“志书之丑莫过于失实,犹人失节一样可鄙，且事事皆须真实，一处失实，往往引起整部志书权威性的动摇；真实性确实是地方志光芒四射的华彩，不容有任何一点玷污。”[36]为了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采取提供单位必经编辑组、领导组、专家顾问组三堂会审，然后由单位一把手签字、加盖公章，永久性存档。在送审稿完成后二次返回各单位再审，也履行签字盖章手续，终审稿完成后再次返回各单位重审一遍。为了使材料真实可靠，除县、市、省三级审之外，还聘请县内专家会审，行业专家特审，保密、民族、宗教、军事、信访等部门专审，力争打造信史，成为传世之作。

（四）善于展现地理风貌，突破常规写法的按部就班和肤浅单薄。李铁映同志称“地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被多数专家认为地方志滥觞的《禹贡》《山海经》《越绝书》，就是主要记载特定区域的地理书。一本优良的地方志书，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汉魏六朝时期的地记，其目的在“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章学诚在《永清县志·六书例议》中说：“县举其凡目，而愈可以见一县之事势矣。”[37]其意就是要“因地制宜”“因事定制”地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篇目。一部志书的优劣，关键在于地方特点彰显的程度。《涉县志》在制定篇目时，把“娲皇古迹”、“红色圣地”等内容作升格至篇，它们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涉县最耀眼的名片。同时在全书的每两页上的书眉上，分别印有娲皇宫女娲石雕塑像和一二九师广场邓小平等六伟人铜像的图案。另外单设“涉县名胜”篇，下设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时令景观3章，其中人文景观列写古文化遗址、古山寨遗址、古长城遗址、古墓葬、古桥、寺观庙庵、刘家寨、江家大院等，体现了涉县“露天博物馆”的特色。另外在彩照和志文中记述涉县层峦叠嶂、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风貌。涉县曾两次为都：第一次是女娲作为原始社会氏族首领，都于中皇山；第二次是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涉县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辖154个县，是名副其实的“第二红都”。此地理特征在志书中均得以充分的展现。

（五）敏锐捕捉时代特色，突破常规篇目的思想束缚和拾人牙慧。恩格斯曾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不同的内容。”[38]地方志的发展史事实上就是地方志的创新史，从先秦时期的萌芽，到汉魏六朝时期的初创，再到隋唐时期的发展，再到宋元时期的定型，再到明清时期的鼎盛，再到民国时期的延续，再到新中国方志事业走向辉煌。[39]每一步的发展无不打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烙印。《涉县志》在“居民生活”篇中设了“生活时尚”章，用6节的篇幅分别写了休闲爱好，美容、健身、瘦身，新潮婚礼，崇尚洋节，求学，求教，求职，异地定居及消费刷卡等新时代的生活现象。在“物质生活”章中反映当代饮食、服饰、住房、出行、用具等方面的现代化生活水平。在“精神生活”章中写了文化娱乐、身体保健、利用信息网络等新事物。在“改革逐浪”板块，详细记述了改革政策、过程及成效，时代风云尽显。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篇中，专设了“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两章。在“经济纵横”板块专设了“循环经济”、“民营经济”、“扶贫开发”、“城乡一体化建设”4章，在农业篇中设了“农业综合开发”章。《涉县志》较为全面地凸显了日新月异的时代特色。

（六）全方位展示各层面人物，突破人文精神的缺失和蜻蜓点水。“自古方志半人物。”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人们活动的历史。章学诚主张“邑志尤重人物”，人物志是“志中之志”。蓝鼎之在《修志杂说》中称：“人物为一郡之柱,乡邦之耀。”[40]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人杰地灵之谓也。综观我国浩如烟海的史志书籍，记载人物的篇章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二十四史共3200卷，其中2100卷是人物的传记，占三分之二。司马迁的《史记》，全书130卷中就有12《本纪》，30《世家》，70《列传》。没有人物就不成为一部完整的志书，人物记载不充分，就不能称为良志。《涉县志》将“万物之灵长”的人作为一大板块，用整整七篇近30万字的篇幅来写人，占了全书的1/6，其中立传人物35人，作传标准为对涉县作出较大贡献、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不唯级别，既有中共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也有为工农文教等事业作出较大贡献的优秀专业人才，既有浩气长存的杀敌英雄，也有为党和人民默默无闻工作的劳动生产者。设置表格分别为涉县籍副厅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名表，南上北下干部名表，烈士名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名表，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名表，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名表，受省部级以上表彰人员名表，人民满意公务员名表，优秀农民工名表等名表18张，表彰人物1667人。展示了各阶层、各行业、各领域优秀的人物，其篇幅之大、人数之多是同类志书中所罕见的。

（七）注重志稿的深层次挖掘，突破一般性资料堆砌和浅尝辄止。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41]杰出的方志大师董一博认为，修志是“关乎到人民福祉和民族尊严的工作。”[42]地方志能否起到“正人心，敦风教，明正谊，重治规，穷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枯荣”[43]的目的，其关键是看志书是否有深度。《涉县志》在打造志书深度上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尝试。1.千方百计挖掘有深度的资料。如在收集人物传纪资料时，通过各种关系寻找到抗日英雄姚相、劳动英雄张喜贵以及战争时期送第一个丈夫参军牺牲后又送第二个丈夫参军又牺牲后替烈士尽孝为婆母送终的张东娥等人的传文和相片。从娲皇宫的残缺碑文中寻找到女娲都于中皇山和尧帝大奖功神祭祀女娲的珍贵资料录入志文。从《邓小平文选》中摘录出在涉县写成的8篇文献。从历史文献中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在涉县用生命来保护辗转存放的传奇经过。在写收藏时，通过个人人际关系，收藏到樊更新革命文物3000余件，牛松堂2400余件。2.利用述体点睛，提高志书深度。如在总述中写地理特点时“涉县位于三省交界处，多元文化荟萃，文化底蕴深厚，素有‘露天博物馆’之称”；写人物时“古往今来的涉县人申大义、明大理、勤劳节俭、艰苦奋斗，书写了一部创业与文明的光辉历史”。3.记人不但要写人的外貌和行为，更要刻画人的精神世界，如写人的素质不但写身体素质、技能素质，更要写思想品德素质。4.不但要突出阶级性，更要彰显人民性。专设《涉县奶娘》节：“奶娘乳、奶娘泪、奶娘血、奶娘情……”使人性得以升华。5.横向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在“经济发展”章中专设“横向位次”节，以加深读者的印象。6.随文设附。全志设“国企改制”“中小学生消费情况调查”“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土地流转”等附23篇，以横截面的形式，展现人或事物的丰厚内容，借以加强志书的深度。

（八）严谨编撰三级述，突破志书条块分隔和畸轻畸重。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倡：“篇下有序，敷畅厥义。”[44]述作为一种体裁，最早出现于宋代《临安志》中的“总论”。首用“概述”一词，为民国《川沙县志》，其目的是“不用读全文而大致了了。”[45]当然此时的概述还只是停留在篇（卷）之首。董一博认为，概述乃志书的灵魂，“一篇好的概述，当为全志增色五成以上。”[46]“志书横写”，将事物从大到小多层级切块，难免有支离破碎之虞。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47]而述似一纽带将各条块的内容串联和整合成一部有机的整体。一般志书设述有的内容偏散、莫衷一是，有的篇幅畸轻畸重、参差不齐。《涉县志》在概述的撰写上从煞费苦心到苦心孤诣，精心制作了三级述：总述、板块述、篇下述。总述万言，采用浓缩式，分别标以地灵、人和、改革、腾飞、政通、文盛、叙余，前六者照应六大板块，“叙余”总结经验和不足，并瞻望前景。六个板块述分别高度概括所属部类内容，提纲挈领抓主干，画龙点睛作钩玄。每篇下都设有无题小序，借以追溯历史、沟通前志、概括本篇旨要，指出功过是非，引领读者阅读。如“人口与计划生育”篇，先导历史渊源：“涉县古为地偏民稀之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等影响，人口增长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人口数量剧增……”；再概本篇内容：“1991—2011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陈作者资政警示：“在人口发展中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失衡，人口发展造成资源、环境等承载压力增大及人口流动带来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日益凸显，逐步引起全社会关注。”《涉县志》三级述基本做到了主题集中、层次分明、结构匀称。

（九）精心制作专题彩照，突破画面鱼龙混杂和纷繁无序。“志之有图，如人有眉目”,“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而擿埴矣。”“图像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相行,虽欲阙一而不可者也。”[48]地方志发展至隋唐，图经一度盛行。图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有时比长篇累牍的文字的效果要好得多，能给读者留有深刻的印象。《周礼·地官》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土地之图与其人民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49]《涉县志》用图挑选精、数量大，而且排列有序。在书首彩页部分，有的志书用量少，难以展现一地的自然和社会的风貌；尤其是排列顺序上杂糅纷乱，头绪不彰。《涉县志》在彩页制作上狠下功夫，首先从各单位和摄影家协会广泛征集，自己不断补拍。图像资料与文字资料置于同等重要来广征博采。然后通过整理、归纳、分类、挑选，根据主题的需要，作了较为科学合理的排列，先排涉县名片，让读者首先了解该区域的名号，接着仿图经排列行政区划图、交通运输图、旅游景点分布图、革命旧址分布图、漳河大转弯、新城区鸟瞰、标志性建筑等，接下来将270多幅彩照分成山容水貌、时令景观、娲皇古迹、红色热土、风景名胜、古树名木、寺观庙庵、政治引航、经济观潮、城乡新貌、交通运输、社会经纬、文艺撷萃13个专题目录排列，给人以条块醒目、主题鲜明的印象，而且照片比较精当，清晰度高，给人以较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十）调动各方面的艺术手段，突破写法上的泥古僵化和版面上的呆板乏味。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50]黑格尔也提出：“内容和完全适应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51]从北京王府井等地的新华书店，到各种各样的书摊，看不到各种地方志书的踪影，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其市场令人悲哀，这对笔者触动很大。究其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美的缺失是一个重要因素。方志专家林衍经指出：“地方志的美，是一种特殊的形质复合美，或可简称之曰形质美，这种形质美，是博瞻丰富的内容和精善合理的体例，雅重素洁的外观彼此兼容相衬所体现的科学美。”[52]《涉县志》力求在美字上寻求突破。1.记述内容上突出真善美。除了记录了美的山河，党的好政策外，列举了众多舍己救人、拾金不昧、诚实守信、孝老爱亲、刻苦奋进、无私奉献、勇于牺牲诸如樊四的、姚相、韩海年、王彦生、宋爱英、任成绩、李国方等感天地、泣鬼神的优秀人物和事件，讴歌其至善至美的心灵世界和英勇无畏的壮举，以激发读者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刻骨铭心的爱。2.结构上和谐匀称美。清代方志大师李泰棻提出：“纂志之道故多，而门目标题则为首要。”[53]方志学家瞿宣颖认为：“凡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闻其门目,便知其有无鉴裁能力。”[54]《涉县志》依照志体序、彩照、凡例、大事记、专志、附录、编后记的逻辑顺序，其中志6个板块并列整齐，41篇排列有序、章节齐备，未出现有章无节之弊，“做到简而不遗，备而不泛，兼收并蓄无所混淆。”[55]给人齐、清、美之感。3.语言上力求生动形象。方志学家李明要求：“从标题到行文，都得讲究确切、精炼，出语不俗，做到质而非野，文而不丽，志书的文采，在于清水出芙蓉，炼达而清新。”[56]方志专家郭凤岐认为：“志书的记述虽然不像其他著述那样灵活随便，也要风韵活泼，有声有色，义寓深刻，情隐彩露。”[57]《涉县志》在总述地灵中写道：“俯瞰山河，涧中山涛作响，洞中吐雾吞云……”在记述黄花山时：“黄花山似有‘小黄山’之称，春来黄花满山，盛夏绿荫蔽日，秋天满山红叶，冬日松柏傲雪……”。在语言上还引进“以人为本”的缩略语作为写人部类的题目。4.文风上使用多种修辞。章学诚认为：“纂辑之史，则为博雅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58]比喻：写龙山“犹如一条巨龙，昂首伏尾、蜿蜒起伏而得名，龙头向着涉县城，龙尾甩至井店方向。”排比：“赵简子发轫于斯，刘邦令韩信屯兵于斯，曹操火烧袁绍草料场于斯。”引用：“冀晋之要冲，燕赵之名邑。”5.版面上以求活化。加大彩照的质与量，全书彩图763帧，其中书眉采用两张最耀眼的名片，全书基本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在书首印有《涉县美》歌曲，以增加音乐效果。字体字号变换得体，根据不同需要设宋、仿宋、楷、隶、二隶、黑体、圆黑、魏体及启功体等。

然而，金无足赤，《涉县志》的编修，限于编纂者的学识水平和才力，再加上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缺乏修志经验等因素，在继承和创新的深度、广度、高度、信度等方面肯定还有不少斑瑕、纰漏和舛误，其中板块名称插上一些形容词，在力求生动与突破常规方面臧否得失运用有误，尚需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政府”篇有几节时间要素不到位，尚有再充实丰满的空间等，还求广大专家及读者予以关注和斧正。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鲁迅：《拿来主义》，1934年。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

[3]王充：《论衡》,1535年。

[4]《李大钊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洪亮吉：《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

[6]张国滏：《中国地方志考》。

[7]孟子、万章：《孟子·尽心下》。

[8]孙廷弼：《赤峰县志略》，石印本，1933年。

[9]甘鹏云：《方志学两种》，岳鹿书社，1983年。

[10]孔子：《尚书》。

[11]孟子·万章：《孟子》。

[12]章学诚：《章学诚方志论文集》。

[13]甘鹏云：《方志学两种·方志商》，岳鹿书社，1983年。

[14]寿鹏飞：《方志通义》。

[15]章学诚：《章学诚方志论文集》。

[16]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7]陈寿：《三国志·吴书·韦昭传》。

[18]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19]刘知几：《史通·惑经》。

[20]章学诚：《章学诚方志论文集》。

[21]杜预：《春秋左传序》。

[22]章学诚：《修志十议》。

[23]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

[24]章学诚：《章学诚方志论文集》。

[25]黎锦熙：《方志今议》，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

[26]刘知几：《史通·外篇》。

[27]东汉何休注，唐许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28]顾炎武：《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9]《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

[30]吕不韦：《吕氏春秋·察今》。

[3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33]曹丕：《典论·论文》。

[34]黎锦熙：《方志今议》，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

[35]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

[36]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7]章学诚：《永清县志·六书例议》。

[38]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

[39]广州地方志办公室：《续志编纂要览》，2003年。

[40]蓝鼎之:《修志杂说》。

[41]曹丕：《典论·论文》。

[42]路石、许禾钢：《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43]寿鹏飞：《方志通义》。

[44]刘知几：《史通》。

[45]黄炎培：《川沙县志·导言》。

[46]路石、许禾钢：《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48]章学诚：《永唐县志》。

[49]郑玄：《周礼·地官》。

[5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人民出版社。

[51]黑格尔：《美学》，1835年。

[52]林衍经：《方志求是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53]李泰棻：《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

[54]瞿宣颖：《志例丛话》。

[55]刘乾昌：《编纂新县志的基本要求》，1984年。

[56]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57]郭凤岐：《谈志书体例结构的创新》，1993年。

[58]章学诚：《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作者：河北省涉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