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钦定新疆识略》是由清伊犁将军松筠主导纂修的一部新疆地方志。本文从徐松为戴罪之身、道光帝的权术、徐松为松筠幕宾三个方面对徐松为《钦定新疆识略》真实撰者这一学界公认的史实进行考证，并初步探讨了以徐松为代表的清代学人的著作权意识问题。

关键词：《钦定新疆识略》徐松松筠《西域水道记》著作权意识

《钦定新疆识略》,又名《新疆识略》（以下简称《识略》）,是继《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之后清代最为详实、水平最高的一部新疆通志。是书凡十二卷首一卷，内容涵盖了新疆的疆域、山川、城郭、屯田、水利、治兵、边防、矿产等方面，不仅为清政府进行统治和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也是后人了解和认识新疆必不可少的史料。按照清代地方志编纂的惯例，是书应为松筠修、徐松纂。然而，徐松的名字却未出现在职名表中。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对历来学者公认的徐松为《识略》作者这一史实进行补证，并初步探讨了以徐松为代表的清代学人的著作权意识问题。希望对学界关于《识略》的研究有所裨益。

其人、其书、其事

《钦定新疆识略》是由清伊犁将军松筠主导纂修的一部新疆地方志。全书共十二卷首一卷，除卷首“圣藻”外，依次为卷一新疆总图，卷二北路舆图，卷三南路舆图，卷四伊犁舆图，卷五官制兵额，卷六屯务，卷七营务，卷八库储，卷九财赋，卷十厂务，卷十一边卫，卷十二外裔。全书“有图有序，论河山之带襟，城郭之控制，兵食财赋之储积，田野畜牧之繁滋，条分析系，颠末详胪，成宪旧章，洵称赅备”[1]。卷首“圣藻”部分依次详细记述了康雍乾三朝党中央政府为维护新疆版图而做出的重大军事成就，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土尔扈特部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都被“歌纪事”、“诗以纪事”，统治者的卓著“武功”得以宣扬。

关于《识略》的作者，是书在卷首凡例部分记述为“松筠恭纂”，“诸臣职名”依次为“总理”绵忻、禧恩，“总裁”汪廷珍、穆彰阿，“提调”王惟询、颜伯焘，“总纂”祝庆蕃、孙贯一，“纂修”傅绶、王炳瀛、雷文模、秦恩复、周贻徽、方傅穆、郎葆辰、吴振棫、吴敬恒、鄂木顺额、周锜、张日昰，“协修”田嵩年、刘师陆、邵曰诚、明训、文蔚、徐法绩、钱实琛、陈增印、李裕堂、钱騋，“收掌”清平、文燦、苏芳阿、阿克唐阿，“监造”广敏、祝麟、麟保、经文、光裕、广惠、格图肯、豫恒、庆颐、福桂、得辛、松魁、定邦。共四十八人。

一般情况下，提及此书的作者，人们首先会想到松筠。松筠（1752—1835）,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乾隆时,由翻译生员到理藩院笔帖式、军机章京,乾隆四十八年（1783）,超擢内阁士,兼副都统。史载他“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虽“晚年益多挫折,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2]。他曾经担任陕甘总督、吉林将军、伊犁将军、两江总督等职,对维护清王朝边疆的稳定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作为封疆大吏,他着意于边疆形势、风情、典故等,参与修纂、编写了多种史籍,如《西招图略》、《西藏图说》、《西陲总统事略》等，都是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著作，对中国的边疆史地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于是书出力最大的一位撰者，其名字在职名表中却并未提及。他就是徐松。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因随父官居北京，入籍大兴。他25岁会试中二甲第一名，授翰林院庶吉士。28岁为编修，入值南书房。29岁又入全唐文馆，充文颖馆总纂。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他借修书之便，经眼了许多四库未见书和珍本秘籍，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修成《全唐文》外，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中兴礼书》二十四本、《宋会要》五百卷、《河南志》三卷。其中《宋会要》已成为治宋史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另外还著有《唐两京城坊考》五卷。如此高的学术成就，再加上他“天性敦挚”、“胸次宽博”，“四方宿学之客京师者以是皆归之”[3]。嘉庆十五年，徐松由文颖馆总纂派充湖南学政，因刻印《经文试帖新编》分派教官令生童购买而得利一事，因而判杖一百，流三千里[4]。谪戍伊犁期间，奉伊犁将军松筠之命撰《识略》十二卷。嘉庆二十四年，被释令回籍。时值乾隆时大和卓木博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借浩罕兵入侵回疆南路，乾隆时花大力气绥靖的回疆狼烟又起，道光皇帝因而对西北十分重视，阅读该书后御制“圣藻”题辞，赐名《新疆志略》，付武英殿刊行。道光又特召徐松询问西陲事迹，任命其为内阁中书。徐松被赐还京师后，以书宅名为“治朴学斋”，专以学问为事。由于他久负学术声望，又蒙皇帝召见奏对西陲情事，当时京城士人“争以一见为荣”，部分关心国事、有志于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也“时时就松……剧谈西北边疆及汉唐以来地理，订伪纠缪，博辨以为笑乐，若忘乎当日身在患难中者”[5]，当时涉足西北边疆的学者如俞正燮、苗夔、魏源、张穆、沈垚、陈潮、龚自珍等都与其过从甚密，共同切磋西北边疆史地及一切挽救积弊的经世之学。

对于徐松为《识略》真正撰者之事，学界看法基本一致，史料也多有记载。《清宣宗实录》云：“以纂辑《新疆识略》赏已革翰林院编修徐松内阁中书。”[6]《清史稿·徐松传》记载，在流放新疆的十年当中，他“留心文献，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道记，拟水经；复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又以新疆入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乃纂述成编，於建置、控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将军松筠奏进其书，赐名《新疆识略》，特旨赦还，御制序付武英殿刊行。”[7]

那么，为什么该书的职名表里没有徐松呢？

原因有三

首先，徐松曾为戴罪之身。关于此原因，曾有学者提及，但并未考证。而这确实也没有直接证据。从理论上来讲，《识略》为道光皇帝钦定刊行的重要典籍，在新疆战乱再起的大背景下，将一名曾被流放人员列为带有“钦定”字样且由皇帝本人亲自命名的典籍的主纂，确实显得不够严肃和慎重。况且，徐松也因编纂《识略》而被“特旨赦还”，已经深受皇恩。这种推理倒也合情合理。

其次，《清宣宗实录》中的两则材料反映了另一方面的问题。

第一则材料：

道光三年，“丙申，谕军机大臣等：庆祥奏《<新疆识略>校有误刻字，请饬更正，并将查校之废员恳恩鼓励一折》。《识略》书成，前经颁赏，该将军辄拣派废员陈孝宽照缮，签出各处误刻字，将原本黏签进呈，万里之外，驰递已颁图书二函，已觉可骇。及至拆阅折奏，无非吹毛求疵，点画讹误，并无关于切要。曷胜愤闷。庆祥受皇考特达之知，以重任，虽日有孜孜，抚绥二万里之边陲，诚非易易，犹恐智不周而力不逮。不料伊反尽心校对文字，太不知轻重也。庆祥着传旨申饬，其递到《新疆识略》，经朕签驳多处，仍着发还。至该将军以废员陈孝宽查校，辄行奏请鼓励，并以特赦加恩之事，引为成案，操纵之权应出自上，岂臣下所能拟议？陈孝宽着不准释免，俟效力期满，再行照例奏明请旨。嗣后该将军务当除此市惠见长之举，夙夜匪懈，毋忘职守，以副简任之至意，勉之慎之。将此谕令知之。”[8]

庆祥，图博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大学士保宁子。嘉庆二十五年起任伊犁将军。上任当年八月，就赶上“逆回张格尔扰喀什噶尔”[9]。陈孝宽，“文员”，“七品小京官衔，以戍员派办文案在（喀什噶尔）城。”[10]至于因何原因成为“戍员”，史料没有记载。

根据材料，庆祥为陈孝宽恳恩的奏折被驳回，原因有三。首先是时机不对，自嘉庆末年起，张格尔部屡屡犯边作乱，道光帝甚为忧虑。身为伊犁将军的庆祥，“抚绥二万里之边陲，诚非易易，犹恐智不周而力不逮。不料伊反尽心校对文字，太不知轻重也。”道光帝对庆祥的抱怨并不是杞人忧天。后来的道光六年八月，张格尔叛军率部围困喀什噶尔，庆祥和陈孝宽全部遇难。其次是对《新疆识略》的校正纯属吹毛求疵，无关要旨。最后就是不能因“加恩之事，引为成案”，要维护皇帝自身的权威，不能让臣下随意揣度圣意，“操纵之权应出自上，岂臣下所能拟议？”这明显是君主的御臣之术，也应该是道光帝驳回庆祥奏折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则材料：

“道光五年乙酉二月己未朔，谕内阁：本日，松筠到军机处，吿知军机大臣代为奏请《带内阁中书徐松随往热河审案》。向来各部院大臣，经朕派令出差，例带本衙门司员，或本衙门无熟悉刑名之人，准将刑部司员奏明带往。此次济克默特扎布及色楞旺楚克互控一案，系蒙古事件，前经松筠奏带理藩院司员，尙属可行。松筠系都察院堂官，中书非其所属，率请随带徐松，又不于召见时面奏，迹近专擅，任意妄为，不知检点。且此端一开，将来出差大臣，皆可于所属意之人，奏请带往，夤缘奔竞，尙复成何政体？松筠所请不准行。着传旨严行申饬。此系朕曲意成全，松筠若不知悛改，是无福承受朕恩，朕惟有执法而行，不稍宽宥也。”[11]

这段材料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松筠对徐松确实非常器重，欣赏其才学，关系不一般，这从侧面证明了徐松主撰《识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皇帝御臣之术。“松筠系都察院堂官，中书非其所属，率请随带徐松，又不于召见时面奏，迹近专擅，任意妄为，不知检点。”这不仅是“此端一开，将来出差大臣，皆可于所属意之人，奏请带往，夤缘奔竞，尚复成何政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结党营私”之嫌。这也是历来君主最为反感的。要知道，这时的徐松已经不是在新疆时松筠府中的幕宾了，而是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职事的从七品内阁中书，所从事的工作关切朝中机要。

结合松筠替徐松进呈《新疆识略》，徐松被特旨赦还，迁任内阁中书，及至担任江西道、江南道监察御史、陕西榆林知府等一系列事件，可以得出结论，道光帝在欣赏徐松才学及其《新疆识略》的同时，时刻没有忘记如何将用人大权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中。《新疆识略》准备刊印时，徐松才刚刚被赦免罪，但已属大恩惠。让徐松在一步步地升迁中感受皇恩，是道光皇帝早就预谋好的。只要理清楚徐松被赦还京、《新疆识略》刊印、徐松被诏问“西陲事”、迁内阁中书等事的顺序，加上戴罪之身不宜列名“钦定”之书，就不难理解《新疆识略》的职名表中为何没有徐松了。

再次，徐松曾为松筠府之幕宾，他为幕主松筠代撰书籍是完全可能的，以幕主名义进行刊刻也是正常的。清代幕府中的代撰现象非常普遍。因为，幕主延聘学人入幕，一般情况下总是为了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而幕宾既然接受了幕主对自己生活、学术等方面的资助，就有义务为幕主服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徐松为松筠代撰《新疆识略》，并不是被迫所为。因为，在清代幕府中，宾主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的造成，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为官员的礼贤下士，另一方面为士人的高自标置。礼贤下士乃历史的传统，更何况幕主对幕宾往往有现实的需求，因此，官员须以礼延聘士人入幕，并待之以”宾师”或”师友”之礼。士人的高自标置是他们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一种重要方式。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是他们用来对付幕主的轻慢、与幕主保持平等关系的“武器”，因为幕宾一旦因不合而拂袖离去，对幕主来说是相当难堪的事，往往会影响其在士林中的地位和形象。

而松筠对徐松的态度一直是“礼贤下士”的。徐松是于嘉庆十五年遣戍伊犁的，松筠于十八年以协办大学士身份兼任伊犁将军。嘉庆十九年八月，松筠就对徐松高眼相看，希望将其留在身边。《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九年八月：

“谕内阁：松筠奏伊犁帮办粮饷事务笔帖式职衔鹤鸣期满遗缺请以徐松坐补一摺。徐松于学政任内,因赃款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到戍甫逾一年,松筠遽为奏请小京官职衔帮办印房事务,殊属有意市恩,所奏不准行。松筠著传申饬:所有伊犁粮饷章京一缺,照例由京派往更换”[12]。

求才若渴却遭申饬，松筠对徐松的“礼贤下士”可见一斑。

那么，徐松对《新疆识略》职名表中未列己名之事就没有意见吗？当然不是。

《西域水道记》就是维护其对《识略》著作权的一种变通方式

欲更深入理解《西域水道记》一书，首先得了解一下清代学人的著作权意识。

在宣统二年《大清著作权律》之前，清代无著作权法，清代学人一般也无著作权意识。达官贵人延聘学者编书、著书，蔚然成风，实为公开的秘密。根据清人尺牍、诗文、序跋、传记、笔记小说等众多材料直接或间接记载，某些著作的真实作者多少也会有所表露。如，阮元《畴人传》真正作者为李锐等人，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撰者为魏源，方观承《海塘通志》为杭世骏撰，方观承《直隶河渠书》为赵一清、戴震撰，孙星衍《平津馆读碑记》为洪颐煊撰，等等，数量众多。徐松为松筠代撰《识略》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也有人或多或少的有了一些著作权意识，且有所行动。湖南巡抚吴荣光曾聘黄本骥撰《吾学录初编》，道光十二年成书。它是一部研究清代政治制度的入门书，分典制、政术、风教、学校、贡举、戎政、仕进、制度、祀典、宾礼、昏礼、祭礼、丧礼、律例等十四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吴荣光自序此书系其“手自节录”，到湖南巡抚任内始“延宁都乡举人黄本骥至署，公余之暇，出所录者相与考订论次，以及门陈子传钧、家弟弥光任校雠之事，一载有余，遂成此书。”[13]则黄本骥仅为助撰者。然而，在此书刊行十二年后的道光二十四年冬，黄本骥在湖南沅州府黔阳县刊刻了其中的昏礼、丧礼、祭礼三门，名曰《三礼从今》，署名黄本骥撰。《三礼从今》刻于吴荣光卒后一年，黄本骥此举意在表明《吾学录》是由他编辑的。可以看出，黄本骥是稍有著作权意识的学者。

然而，在黄本骥刊《三礼从今》前二十年，已经有人用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著作权了。他就是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

《西域水道记》是徐松用力最深，成就最大，也是其在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新疆因地形特殊，干旱少雨，河流多由雪山融水汇积而成，而河流又多为内陆河，往往汇聚为湖泊（当地叫“淖尔”）或消失于沙漠。根据上述特点，徐松创造性地利用湖泊这一受水体来划分西北水系，将全疆水系划分为罗布淖尔(罗布泊)、哈拉淖尔(甘肃敦煌西北之哈拉湖)、巴尔库勒淖尔(巴里坤湖)、额彬格逊淖尔(玛纳斯湖)、喀拉塔拉岭西柯淖尔(艾比湖)、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阿拉克图古勒淖尔(阿拉湖)、噶勒札尔巴什淖尔(布伦托海)、赛喇木淖尔、巴勒喀什淖尔、宰桑淖尔等十一个湖区，从而使其著述更具系统性、更便于披览。全书总共五卷，附地图二十四幅，卷一、卷二为罗布淖尔所受水；卷三为哈喇淖尔所受水、巴尔库勒淖尔所受水、额彬格逊淖尔所受水、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所受水；卷四为巴勒喀什淖尔所受水；卷五为赛喇木淖尔所受水、特穆尔图淖尔所受水、阿拉克图古勒淖尔所受水、噶勒札尔巴什淖尔所受水、宰桑淖尔所受水。这一分法为后来学者加以接受和沿用。《西域水道记》模仿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的体例,自为注记,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流域内的政区建置沿革、典章制度、厂矿牧场、城邑村庄、卡伦军台、日晷经纬、名胜古迹、重要史实、民族变迁等都有详细的考证。

实际上，徐松关于新疆境内十一大水系划分的观点并不是在《西域水道记》中最早提出来的。《识略》卷一《新疆总图》的《新疆水道总叙》和《新疆水道表》部分才是他关于新疆水道研究的最早表述。《新疆水道总叙》对十一大水系依次做了叙述。其中还用较大篇幅单独讲述了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阗河、阿克苏河、塔里木河、伊犁河等“经”、“枝”内陆河。

以额彬格逊淖尔（也叫阿雅尔淖尔）为例，《识略》的描述为下：

“巴尔库淖尔之西为阿雅尔淖尔。淖尔有二源，东源为洛克伦河、呼图壁河所汇。洛克伦河二源，一出蒙古图岭，一出格珊图山，皆北流过昌吉县治西洛克伦军台东而合。西北流与呼图壁河合。呼图壁河出松山阴，北流过景化城西，与洛克伦河合注于淖尔。西源为玛纳斯河、乌兰乌苏河所汇。玛纳斯河出南山之阴，一源为固尔班多邦水，一源为固尔班沙济海水。合流经绥来县治西玉泉墩东与乌兰乌苏合。乌兰乌苏出奇林图鲁山，一源为库克河，一源为锡伯图乌兰乌苏。合流经乌兰乌苏军台西与玛纳斯河合流注于淖尔。淖尔在安集海正北。又一水自北来，名木丹莫霍尔岱河，亦注于淖尔”【14】。

《西域水道记》卷三“额彬格逊淖尔所受水”是这样记述的：

“额彬格逊淖尔三源，东源为罗克伦河、胡图克拜河，西源为玛纳斯河、乌兰乌苏河，北源为木丹莫霍尔岱河，注于淖尔”【15】。

小字双行夹注部分的水道内容，主要是对上面所提各条河流、湖泊、山川、地名的详细注释。摘录如下：

“乌可克岭西南四十里有孟克图岭。昌吉河发其北麓。”在这里“岭”是河源的意思，“或言岭，或言河源，实则一也。”“河四源并发，汇而北流，至山外分为渠，经昌吉县治。”“罗克伦者，……其河二源，亦出孟克图岭之麓。”“又北流……各北流，迳罗克伦军台东。昌吉县治西。”“又北流，……又西北流百余里，与胡图克拜河会。”“于其地筑城曰景化。”“胡图克拜河出城南八十里之松山，五源并出。”“河迳景化城北流百余里，与罗克伦河会。”玛纳斯河“又曰清水河。”“清水河北流，古尔班多邦水自东来入之，古尔班沙扎海水自西来入之，出山为玛纳斯河。”玛纳斯河“河东岸里许，……绥来县。”“玛纳斯河迳泉沟西七里，北流至县北。……又西北流百五十里，与乌兰乌苏河会。”“玛纳斯河西七十余里，为乌兰乌苏河，源出绥来县南古尔班多博克山，亦曰乌兰乌苏山。”“乌兰乌苏山出水二支，东曰库克河，西曰锡伯图乌兰乌苏，北流而会，出山。又北流数十里，迳乌兰乌苏军台西。又西北流百余里，与玛纳斯河会。”“罗克伦、胡图克拜二河既会，西北流二百余里，迳清水峡南，入自淖尔之东南。玛纳斯、乌兰乌苏二河既会，西北流百里，入自淖尔之南。木丹莫霍尔岱河流百余里，入自淖尔之西北。是为额彬格逊淖尔，……今又曰阿雅尔淖尔”【16】。

对比两书对于额彬格逊淖尔水系的记载，可以发现，《西域水道记》相比《识略》而言，对于水道本身的记载在内容上并无明显变化，如果将《西域水道记》中的大字黑体内容与小字双行夹注内容融合在一起，即是《识略》中的内容。而其小字夹注部分关于政区建制沿革、典章制度、厂矿牧场、城邑村庄、卡伦军台、日晷经纬、名胜古迹、重要史实、民族变迁等文字内容，在《识略》卷五官制兵额、卷六屯务、卷七营务、卷八库储、卷九财赋、卷十厂务、卷十一边卫、卷十二外裔中也都根据需要而有所记载。

相比《西域水道记》，《识略》对十一大水系湖泊的划分不够成熟。书中没有将巴勒喀什淖尔单独标题，而是将其挂靠在对伊犁河的叙述当中，而且只有“又西北入于巴勒喀什淖尔”【17】一次记述。而《西域水道记》将十一大水系明确化，可以说是对《识略》的完善和补充。由此也可判断，《西域水道记》应当略晚于《识略》成书。徐松编纂《西域水道记》，实为维护其对《识略》著作权的一种方式。

被贬新疆，可谓徐松人生一大变局。幸运的是，徐松遇到了讲求文治的时任伊犁将军松筠，这也是徐松能够完成《识略》和《西域水道记》著述的重要原因之一。徐松在松筠的鼓励下，承担起编纂《识略》的重任。他还陆续完成了《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唐两京城坊考》、《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河南志》等多种舆地学名作，堪称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领军人物。

参考文献

［1］《钦定新疆识略·御制序》，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

［2］赵尔巽等：《清史稿·松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3］徐珂：《清稗类钞选·著述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4］陈垣：《记徐松遣戍事》,载《国学季刊》第5卷3号(1936年9月),第141—150页,后收入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1—381页。

［5］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艺风堂文集》卷1，清光绪年刻本。

［6］《清宣宗实录》卷111，清咸丰年内府精抄本红绫本，第17—18页。

［7］《清史稿·徐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8］《清宣宗实录》卷48，清咸丰年内府精抄本红绫本，第34—35页。

［9］《清史稿·庆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0］《清史稿·景兴、陈孝宽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1］《清宣宗实录》卷79，清咸丰年内府精抄本红绫本，第1—2页。

［12］《清仁宗实录》卷295，清道光年内府朱格抄本红绫本，第9页。

［13］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序》，《石云山人文集》卷1，道光二十一年南海吴氏筠清馆刊本。

［14］《识略》卷1，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第48页。

［15］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4—192页。

［16］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4—192页。

［17］识略》卷1，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