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篇目是志书框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修志启动之初都需有框架,以利资料的搜集和引导。无论篇目还是志文在志书编修过程进行不断地修改和调整,以臻逐步完善,不是一成不变,这是志界所认同的。一部志书的成败,篇目是其一,而资料的系统、翔实至为重要,即使有再好的篇目,没有资料为铺垫,也难编出名篇佳作。20世纪80年代修志启动之初,篇目的制订和志稿撰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尚无理论指导。历经30年的积累和理论研究,却又出现理论与修志实践的脱节,与当地实际脱节等情况,产生篇目至上现象,其表现是:一是套用名志篇目。认为名志篇目是放之四海而皆可用的篇目,套用名志篇目就能编出上乘之作;二是脱离实际。不顾地情,不联系地情实际,闭门制订。不深入研究,撇开资料,主观臆断,不广泛征求意见;三是套用异地篇目,乱象丛生。给篇目的制订造成难以理清的纠结。导致实践与理论脱节的原因是:1.主编毫无主见,临渊而鱼。2.不遵循志书编修规律,不知理论为何物,不求甚解。3.置方志理论于不顾,对传统的方志文化如何继承、如何创新莫衷一是。这似是一些地区制订篇目的通病。笔者翻阅某地的志书篇目,将一座公路桥梁的兴建,列成十九节,细至造桥梁使用的铆钉和栏杆,乃至桥梁的功能、目的、供谁使用都列为节,不知篇目制订者是撰写桥梁的专著,还是供何使用?何能作为篇目框架?地方志横陈门类,不是事无巨细的记述百业,而是记述一业之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至于一些琐碎的细节,与历史发展脉络无关的,无需一一列入。毕竟方志不是一个行业的工具书,从书中可查寻到一项工程可资利用的任何资料。这位篇目制订者对方志专业如隔重山,未曾入门,这样的方志篇目怎能引导志书的编修?还有一部新出版的志书署名“主编某某某、副主编某某某(主撰)”,既有主编又有主撰,令人费解。《中国地方志大辞典》称:主编、主纂、总纂为主持,总领一书的编纂与业务审查者,现在多用主编。由此可知这最基本的技术性问题都未能理清,更遑论用理论指导志书篇目的制订。
没有理论指导,必然给志书篇目的制订带来盲目性,然而,一些志书编纂者无视理论指导,只凭感觉,照搬照套模式,以致一些志稿质量不高。
随着二轮修志全面铺开,各级修志部门主要精力都忙于应付修志事务,鲜有人深入方志理论钻研,各地举办的培训班、研讨会也未将理论研究列入范畴,多是经验交流。修志没有理论研究,如同盲人瞎马,任其放纵驰骋,不知向何处冲撞。志书是资料文献,是任何著作都无法所取代的。中国方志悠远流长,簪缨相继、代代承传,就因为是“一地之全史”,起到“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不仅为当政者服务,也惠及子孙、垂鉴千秋。一地之地情千差万别,古人云:“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可见地情之复杂,有什么地情就有什么志书框架,绝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以甲地篇目套用乙地,依样画葫芦。李泰棻著《方志学》称:“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类标题则为首要”。可见篇目在志书编纂中的重要性。
地情就是资料的整合。地情资料必须全面系统的搜集,并脚踏实地深入社会调查,采访最真实的口碑资料,切忌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同时对采集到的资料进行“由表及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认真、翔实的鉴别,科学分析,选取最具历史价值的资料入志,不能拣到篮子都是菜。鉴于此,设计篇目时必须充分熟悉和了解一地之地情,力避千志一面。科学的篇目是建立在对一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地情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来提升,而不可随心所欲套用名志或异地篇目。
根据资料的实际科学制订篇目,才能编纂出一部成功之作。笔者参与首轮与二轮修志,以其实践,认为篇目制订必须从如下方面首手:
1.理清时代的发展脉络。首轮与二轮修志处于两个迥然不同的时间段。首轮修志时间大多下限是1990年,举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其志书篇目,对于相同地区有较大参考价值。虽是计划经济,各地实际的情况也有程度不同的差别,如同是农业,沿海、平原和山区,或者是山区与山区之间,无论种植方法、作物结构等大多不一致,鉴于此,篇目就不可能套用。将各类事业置于平衡状态,就失去地方特色。二轮修志的下限大多是2005年,这期间正是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阶段,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异彩纷呈,尤其产业结构变化异常之大,如内地一些地区第一产业仍是当地经济结构的主导,而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第一产业已降至次要层次。如果沿用传统的产业结构设篇立章就无法反映时代发展的脉络。因此,篇目的制订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背离当地地情。
2.突出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各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至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促进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彰显,经济社会的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开创和坚持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必须科学准确地反映时代特征。篇目的制订应突出这一时代特色,充分反映改革的内容,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以及发展过程的嬗变。突出时代特点也就是在继承方志传统基础上科学地创新,在此同时,切忌强化志书的政治色彩,这不仅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也正如原中宣部部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王忍之指出:“志书是国情、地情的重要载体”,是“我们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科学记录”,但不是不讲政治,使地方志脱离政治,而应认识到地方志特征是科学文献载体,突出反映时代特征,就是讲政治的具体表现,而不是空喊政治口号,不是在志书中进行连篇累牍的政治说教。
3.篇目制订需从实际出发,不能游离于资料之外。科学设置篇目与实际是互为一致的。篇目是从拥有一地一行业之充分资料、读透一地之历史与现状,从资料中形成的。实际,是入志资料校检的过程,使资料真实、系统、完整。篇目至上、套用篇目的现象,完全违背修志的客观规律。任何一地或某一方面都没有雷同的事物,正如密密簇簇的树叶,却没有两片相同,即使同一事物在各地共同发展过程,都是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结果。哪能靠一份名志篇目横行志界,这不是天方夜谭?
4.运用专记设篇,提高方志学术品位。志书资料文献的特性要求增强其著述性,以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运用专记记述地域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特色事件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如福州市台江是历史形成的商贸区,这一特点延续上千年,至今没有改变。第二轮已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台江区志(1991—2005)》设专记集中记述台江商贸业形成和发展的特点,类分细目:历史悠久的中亭街的改造、福州水产批发市场开发与交易、商业街市等,全面、系统地记述商贸业发展的历程,增强志书的文化内蕴。
综观之,方志篇目的设计必须有理论指导,以资料为依据,从资料的实际出发,切忌游离实际、徒有虚名,看似桃花灼灼、异彩纷呈,其实无法操作。因此必须反复琢磨、科学设置,力求能编出名志佳志,经受得起时代和社会的检验。
(作者:福建省清流县地方志办公室)
篇目是志书框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修志启动之初都需有框架,以利资料的搜集和引导。无论篇目还是志文在志书编修过程进行不断地修改和调整,以臻逐步完善,不是一成不变,这是志界所认同的。一部志书的成败,篇目是其一,而资料的系统、翔实至为重要,即使有再好的篇目,没有资料为铺垫,也难编出名篇佳作。20世纪80年代修志启动之初,篇目的制订和志稿撰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尚无理论指导。历经30年的积累和理论研究,却又出现理论与修志实践的脱节,与当地实际脱节等情况,产生篇目至上现象,其表现是:一是套用名志篇目。认为名志篇目是放之四海而皆可用的篇目,套用名志篇目就能编出上乘之作;二是脱离实际。不顾地情,不联系地情实际,闭门制订。不深入研究,撇开资料,主观臆断,不广泛征求意见;三是套用异地篇目,乱象丛生。给篇目的制订造成难以理清的纠结。导致实践与理论脱节的原因是:1.主编毫无主见,临渊而鱼。2.不遵循志书编修规律,不知理论为何物,不求甚解。3.置方志理论于不顾,对传统的方志文化如何继承、如何创新莫衷一是。这似是一些地区制订篇目的通病。笔者翻阅某地的志书篇目,将一座公路桥梁的兴建,列成十九节,细至造桥梁使用的铆钉和栏杆,乃至桥梁的功能、目的、供谁使用都列为节,不知篇目制订者是撰写桥梁的专著,还是供何使用?何能作为篇目框架?地方志横陈门类,不是事无巨细的记述百业,而是记述一业之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至于一些琐碎的细节,与历史发展脉络无关的,无需一一列入。毕竟方志不是一个行业的工具书,从书中可查寻到一项工程可资利用的任何资料。这位篇目制订者对方志专业如隔重山,未曾入门,这样的方志篇目怎能引导志书的编修?还有一部新出版的志书署名“主编某某某、副主编某某某(主撰)”,既有主编又有主撰,令人费解。《中国地方志大辞典》称:主编、主纂、总纂为主持,总领一书的编纂与业务审查者,现在多用主编。由此可知这最基本的技术性问题都未能理清,更遑论用理论指导志书篇目的制订。
没有理论指导,必然给志书篇目的制订带来盲目性,然而,一些志书编纂者无视理论指导,只凭感觉,照搬照套模式,以致一些志稿质量不高。
随着二轮修志全面铺开,各级修志部门主要精力都忙于应付修志事务,鲜有人深入方志理论钻研,各地举办的培训班、研讨会也未将理论研究列入范畴,多是经验交流。修志没有理论研究,如同盲人瞎马,任其放纵驰骋,不知向何处冲撞。志书是资料文献,是任何著作都无法所取代的。中国方志悠远流长,簪缨相继、代代承传,就因为是“一地之全史”,起到“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不仅为当政者服务,也惠及子孙、垂鉴千秋。一地之地情千差万别,古人云:“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可见地情之复杂,有什么地情就有什么志书框架,绝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以甲地篇目套用乙地,依样画葫芦。李泰棻著《方志学》称:“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类标题则为首要”。可见篇目在志书编纂中的重要性。
地情就是资料的整合。地情资料必须全面系统的搜集,并脚踏实地深入社会调查,采访最真实的口碑资料,切忌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同时对采集到的资料进行“由表及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认真、翔实的鉴别,科学分析,选取最具历史价值的资料入志,不能拣到篮子都是菜。鉴于此,设计篇目时必须充分熟悉和了解一地之地情,力避千志一面。科学的篇目是建立在对一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地情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来提升,而不可随心所欲套用名志或异地篇目。
根据资料的实际科学制订篇目,才能编纂出一部成功之作。笔者参与首轮与二轮修志,以其实践,认为篇目制订必须从如下方面首手:
1.理清时代的发展脉络。首轮与二轮修志处于两个迥然不同的时间段。首轮修志时间大多下限是1990年,举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其志书篇目,对于相同地区有较大参考价值。虽是计划经济,各地实际的情况也有程度不同的差别,如同是农业,沿海、平原和山区,或者是山区与山区之间,无论种植方法、作物结构等大多不一致,鉴于此,篇目就不可能套用。将各类事业置于平衡状态,就失去地方特色。二轮修志的下限大多是2005年,这期间正是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阶段,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异彩纷呈,尤其产业结构变化异常之大,如内地一些地区第一产业仍是当地经济结构的主导,而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第一产业已降至次要层次。如果沿用传统的产业结构设篇立章就无法反映时代发展的脉络。因此,篇目的制订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背离当地地情。
2.突出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各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至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促进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彰显,经济社会的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开创和坚持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必须科学准确地反映时代特征。篇目的制订应突出这一时代特色,充分反映改革的内容,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以及发展过程的嬗变。突出时代特点也就是在继承方志传统基础上科学地创新,在此同时,切忌强化志书的政治色彩,这不仅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也正如原中宣部部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王忍之指出:“志书是国情、地情的重要载体”,是“我们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科学记录”,但不是不讲政治,使地方志脱离政治,而应认识到地方志特征是科学文献载体,突出反映时代特征,就是讲政治的具体表现,而不是空喊政治口号,不是在志书中进行连篇累牍的政治说教。
3.篇目制订需从实际出发,不能游离于资料之外。科学设置篇目与实际是互为一致的。篇目是从拥有一地一行业之充分资料、读透一地之历史与现状,从资料中形成的。实际,是入志资料校检的过程,使资料真实、系统、完整。篇目至上、套用篇目的现象,完全违背修志的客观规律。任何一地或某一方面都没有雷同的事物,正如密密簇簇的树叶,却没有两片相同,即使同一事物在各地共同发展过程,都是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结果。哪能靠一份名志篇目横行志界,这不是天方夜谭?
4.运用专记设篇,提高方志学术品位。志书资料文献的特性要求增强其著述性,以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运用专记记述地域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特色事件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如福州市台江是历史形成的商贸区,这一特点延续上千年,至今没有改变。第二轮已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台江区志(1991—2005)》设专记集中记述台江商贸业形成和发展的特点,类分细目:历史悠久的中亭街的改造、福州水产批发市场开发与交易、商业街市等,全面、系统地记述商贸业发展的历程,增强志书的文化内蕴。
综观之,方志篇目的设计必须有理论指导,以资料为依据,从资料的实际出发,切忌游离实际、徒有虚名,看似桃花灼灼、异彩纷呈,其实无法操作。因此必须反复琢磨、科学设置,力求能编出名志佳志,经受得起时代和社会的检验。
(作者:福建省清流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