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
20世纪40年代末,在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东北地区,农区土地改革运动方兴未艾,牧区改革也势在必行,内蒙古党委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8年8月制定并出台了全区牧区的改革方针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从1948年~1956年,这项政策在呼盟牧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让牧民从心底里感谢民主改革带来的幸福生活,同时也得到了自治区和党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并迅速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推广这一成功经验。
民主改革之前,呼盟牧区处于封建社会阶段,并一直持续到民主改革前期。其间,从1932年至1945年这14年中,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这一地区又沦为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在政治上竭力推行殖民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残酷掠夺,使呼盟牧区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牲畜头数急剧下降,牧民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状态。1930年,呼盟牧区有牲畜130多万头只,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下降到70多万头只。接着,由于苏军以“敌伪财产”名义大批驱赶牲畜,使奄奄一息的呼盟牧区畜牧业,尤其是陈巴尔虎旗和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下同)的畜牧业生产濒临破产,有的远近闻名的大牧主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穷牧”。
一、由上而下建立民主政权和党组织
呼盟牧区民主改革运动,在中共呼盟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呼盟牧区特点,首先从培养民族干部,发展党员,自上而下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开始的。1947年11月,中共纳呼工委成立不久,在当地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牧区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接着,从1948年年初开始,在牧业四旗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民主建政工作,是由上级委派新旗长,先后任命了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索伦旗、陈巴尔虎旗的旗长。到1948年8月末,牧业四旗民主建政工作基本结束,牧区工作从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新的旗政权建立后,为进一步充实、加强对苏木的领导,同时对苏木建制也作了调整,共组建24个苏木,其中新左旗7个、新右旗5个、索伦旗5个、陈旗7个。旗、苏木两级新政权的建立健全,为全面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在民主建政的同时,中共呼盟工委始终重视抓党的建设,逐渐壮大党的力量。1948年民主改革初期,呼盟牧区仅有7名党员,其中索伦旗有党员3名。同年9月,呼盟牧区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组长阿尔斯郎(旗公安科长)。1949年,根据党员力量薄弱情况,在牧业四旗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使党员发展到64名,并分别成立了党的临时支部。这期间,党员和党组织还未公开,临时党支部是利用早晚业余时间和节假日秘密召开党员会议,研究部署工作任务。1949年末至1950年初,牧业四旗先后成立中共旗支部委员会。1950年4月,经上级决定,牧区的党员和党组织正式公开。此时,牧业四旗党员已经发展到99名。
二、全面贯彻党的民主改革方针、政策
1. 贯彻“三不两利”政策
至1948年8月,呼盟牧区的旗、苏木两级新政权已建成,从而废除了封建上层、牧主及寺庙享有的特权,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在此基础上,从9月开始,呼盟牧区经济社会改革全面展开,重点贯彻党的“人畜两旺”方针和“三不两利”政策。
首先,对牧主采取不斗争、不分牲畜、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逐步实行和平改造。民主改革前,呼盟牧区存在着剥削和阶级矛盾。以封建官吏、牧主和上层喇嘛组成的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即广大劳动牧民。但是,呼盟牧区民主改革没有照搬农村土地改革——即分田地、斗地主、划成分的经验,而是按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在掌握牧区经济、政治情况的基础上,明确宣布“三不”政策。这是因为,当时居于牧区的首要矛盾是急需恢复和发展遭战争破坏和影响的畜牧业经济,不仅广大劳动牧民生产生活很困难,就是一些牧主也没有多少牲畜,甚至是徒有虚名。因此,恢复、发展畜牧业生产是当时最主要和中心的任务。再者,牧主剥削牧民有两重性,一是过量剥削,二是带有雇佣性质,前者要在改革中予以取消,后者则要予以一定的保护和提高牧工工资。一方面,畜牧业生产的主体是牧民放养牲畜,牲畜不同于土地,它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牧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从畜牧业生产的特点看,放养牲畜不宜单独饲养。因此,不能像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那样分牧主的牲畜,更不能提出“牧者有其畜”的口号。尽管牧区也曾有过一些波动,但从全局来讲,由于坚持做宣传工作,坚持“三不”政策,稳住了牧主这一头,使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民主改革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其次,在“三不”的前提下,重点贯彻了“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具体有:一是实行新的工资条例;二是实行新的苏鲁克制。民主改革前,牧工给牧主当雇工,月劳动报酬只有一只羊或一只半羊。他们从早到晚,从事繁重的劳动,除了放牧外,还当杂工,劳动时间长而报酬微薄。牧工的最低生活难以维持。1948年8月下旬,呼盟政府制定颁布牧工工资条例。条例按照牲畜的种类、畜群的数量、工作的性质及季节的不同,规定了各种不同的报酬标准。工资报酬以羊为单位计算,一个牧工放1500只羊,月报酬4只中等母羊,比过去提高了几倍。对这一条例,牧工非常拥护,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牧主虽然其剥削率有所下降,但牧工有了积极性,加强饲养管理,其牲畜也能够得到发展,因此,牧主也认为有利可图,表示拥护。
由于通过工资形式具体贯彻了两利政策,特别是提高了牧工的工资待遇,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给牧主当雇工的牧民有900多人,占牧区劳动力的15%左右。经过几年的劳动,他们摆脱了贫困,改善了生活。其中有的从贫困户上升到中牧、富牧,有的达到牧主水平,成为“新牧主”。
推行新苏鲁克制。民主改革以前,呼盟牧区曾有过旧苏鲁克制,即牧主和寺庙将一部分牲畜拨给牧民放养,牧民仅得到羊毛或牛奶,报酬很低。实行民主改革后,从1948年开始,实行自由放牧政策,废除牧主对草牧场享有的特权,并按巴嘎确定草牧场,进行有组织的放牧。这使那些拥有牲畜多的牧主感到草场紧张。此外,由于旧苏鲁克制对牧民的剥削量大,牧民没有积极性,牧主牲畜也得不到发展。因此,为了兼顾牧工牧主双方利益,合理调剂草场,促进畜牧业的发展,1952年废除旧苏鲁克制,公布实行新苏鲁克制。新苏鲁克制规定:拥有牲畜2000头只以上户(牧主)发放新苏鲁克。有劳动力而无畜或少畜户接受苏鲁克,并且大力提倡和奖励以互助组形式接受苏鲁克。苏鲁克畜一般以羊200~300只、牛马l0O~150头(匹)为单位;时间2~3年;分红比例为四六开(接户4、放户6)或对半分红。新苏鲁克制调动了牧工牧主的生产积极性,接、放新苏鲁克户逐渐增多。据统计,当时呼盟牧区放新苏鲁克户有86户,接苏鲁克户有303户,苏鲁克牲畜共有70080头只,占牧区牲畜的4.8%,占牧主牲畜的15.35%。
新苏鲁克制在开始实行过程中,一度出现混乱现象,有个别牧主轻信谣言,积极性不高,甚至有的牧主将苏鲁克畜提前收回;有些贫困户由于缺少生产工具,加之遇到自然灾害等原因,接受新苏鲁克畜后不但没得到实际利益反而赔钱。针对上述情况,党和政府通过召开接、放苏鲁克户座谈会,总结经验,典型引路,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使新苏鲁克制健康顺利发展。
在实行新工资条例和苏鲁克制的同时,党和政府为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也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一是组织牧民开展搭棚盖圈、打储草、打井、打狼、畜群疫病防治等生产设施建设,大大提高了牲畜抗灾保畜能力。同时,大力提倡并组织牧民定居游牧,使“逐水草而牧”的落后状况有了很大转变;二是组织牧民大搞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三是实行轻税政策,对占有少量牲畜的贫困户实行免税,对富裕户也适当减税,用以鼓励发展畜牧业生产;四是向贫困户发放牧贷羊和牧贷款。
2. 牧主及其经济的和平改造
牧主(包括民族上层)是牧区的主要统治者和剥削者,同时也是民主改革的重点改造对象。改革初期,党为了实现“人畜两旺”这一总目标,结合呼盟牧区具体情况,对牧主采取了团结、改造的政策,即不斗争、不划阶级、不分牲畜,并鼓励牧主发展生产,然后等到条件成熟时,逐步实行和平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民主改革时,呼盟牧区拥有牲畜500头只以上、常年雇佣两个以上长工的牧主和富牧有221户。占牧区总户数的3.2%;拥有牲畜456488头只,占牧区牲畜的31.2%。其中,拥有牲畜2000头只以上的大牧主有27户,绝大多数在新巴尔虎左、右两旗。
随着民主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牧区畜牧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较快、较大的发展,对牧主的影响很大,使他们认识到党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期已经不远了。此外,因为有很多牧民参加互助合作,依靠集体的力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牧主雇佣好的牧工经营牲畜和发展牲畜也感到困难。因此,许多牧主为了争得主动,有的要求参加牧业生产互助合作,有的提出与政府合作创办公私合营牧场。
党和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和召开牧主座谈会,认为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主客观条件已具备。于是,适时采取具体措施,并分两个阶段对牧主经济进行了和平改造。一是从1953年开始,以自愿互利的原则,以牲畜作价入股、定期付利息的办法,组织动员中小牧主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牧业四旗共有194户中小牧主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二是从1956年开始,通过创办公私合营牧场,改造大牧主,使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轨道。1956年5月,在新巴尔虎左旗试办了全盟第一个公私合营牧场——“五一”公私合营牧场,私方代表为新左旗阿木古郎宝力格苏木大牧主毕力格。这次试办工作很成功,得到内蒙古党委的充分肯定。在毕力格的示范带动下,到1957年,牧业四旗已办公私合营牧场14个,到1959年发展到20个,入场牲畜约20万头只,有27名大牧主分别被安排场长或副场长,定行政17~19级,享受国家干部待遇。这些牧主的家庭成员也都成为牧场工人,与其他牧民同工同酬。
在对牧主经济和平改造的同时,对宗教上层及喇嘛也进行了改造。
3. 大力发展文教卫生事业
由于历史的原因,呼盟牧区文教卫生事业非常落后,广大贫苦牧民没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和改善卫生环境。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提高民族素质,实现“人旺”,党和政府加强领导,制定了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一些优惠政策,并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开展工作,使呼盟牧区文教卫生事业迅速发展。
开展群众性的学习文化活动。1947年7月,呼伦贝尔文化促进会组织群众开展了学习文化知识活动。1950年,为了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学习文化活动,内蒙古东部区党委制定下发“冬学运动实施办法”。呼盟牧区认真贯彻“实施办法”精神,同时,结合牧区特点,把冬学运动变为常年学习运动,从上到下掀起了全民识字运动新高潮。学习运动一开始时,遇到很多具体困难。由于牧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集中起来学习难度较大,加之没有固定场所,也没有专职教员。针对这一情况,党和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使学习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一是以巴嘎为单位,组织牧民轮流到牧民家参加学习;二是由巴嘎出面请有文化的人来当义务教员;三是组织动员牧民制作小黑板,自带自用,以解决教学所用黑板问题。此外,在学习办法上,根据牧民具体情况,采取了由浅入深的办法,即先从学习蒙文字母、单字到造句、连句,逐渐深入。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当,群众学习热情很高,每天晚上风雨不误参加学习,可谓前所未有。
到1951年,随着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呼盟牧区各旗许多巴嘎以巴嘎为单位,由巴嘎干部带头,以群众集资的办法,购置一顶大蒙古包作为固定学习场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夜校或牧民学校,由旗或苏木派专职教员来教书。这使群众性的学习文化知识运动不仅步入正常规道,同时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各旗还经常派干部到各苏木、巴嘎,进行检查、指导,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此外,旗和苏木每年还要进行一次评比活动,以鼓励先进,带动后进,有力地促进了学习运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呼盟牧区这种前所未有的群众性学习文化活动,一直持续到改革后期。
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多数牧民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许多人不仅能看懂报刊,还会写信、思想汇报、工作计划、安排等,从而成为有文化的新牧民。在识字运动中,呼盟牧区共组建成人学习小组(班)319个,有4190多人参加学习。
为了进一步繁荣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在大力开展群众性识字运动的同时,创办许多学校。民主改革前,呼盟牧区仅有10座小学,教员有39人,学生435人。到1953年时,小学校发展到20座,教员有101人,在校生2090人,占牧区学龄儿童的80%。1951年,将原呼伦贝尔高等学院改为海拉尔第一中学,以蒙古语文授课为主,面向牧区招生,从而结束了呼盟无蒙古语文中学的历史。经过几年努力,到1956年,呼盟牧区各苏木都建立了学校,学校教育由下而上形成系统,即苏木有小学,旗有中学,海拉尔一中设有高中班。
卫生保健事业迅速发展。民主改革前,呼盟牧区没有一座卫生保健机构,牧民主要靠喇嘛医生看病治病。加之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各种疾病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到处泛滥,严重影响牧民身心健康。其中,性病(梅毒)造成的危害极大,轻者失去生育能力,重者则失去生命。 严重影响牧区生产劳动和人口发展。1930年,陈巴尔虎旗有人口7900人,到1950年时下降到4072人;1933年,新左旗有人口10386人,到1950年时下降到7570人。
为了提高群众身体素质,实现“人旺”,党和政府先后采取许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卫生保健事业。1948年,在牧业四旗先后建立旗诊疗所,配备医护人员,开展工作。1952年,将旗诊疗所改成为旗卫生院,增加医护人员,并设有病床,扩大服务范围。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新生婴儿成活率,从1950年开始,着手培养妇幼保键人员,开展新法接生和新法育儿工作,到1952年,共培养200人。在此基础上,于1954年各旗先后建立妇幼保健站。此外,重视发展传统蒙医。1948年,索伦旗锡尼河苏木成立蒙医诊所,自采、自制蒙药,积极为牧民看病治病。新左旗和新右旗也办起蒙医诊所。这使传统蒙医蒙药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在老蒙医的传、帮下,也培养出许多年轻蒙医人员。
从1950年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性病防治工作。首先,盟成立了驱梅委员会。各旗也成立了这一组织。其次,确定在陈旗呼和诺尔苏木(完工苏木)进行驱梅试点。试点工作队共有59名医务人员组成,于1950年2月4日进驻试点苏木开展工作。
在经过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性病防治工作在牧业四旗全面展开,到1955年普遍治疗一次,基本控制了性病蔓延和流行,性病患病率由1950年的40.85%下降到1955年的9.25%。随着性病患者恢复健康、恢复生育力,牧区人口开始回升、发展。1949年,牧区人口有26237人,到1954年时发展到32117人,增长5880人。新左旗乌布尔宝力格苏木1949年人口增长率为零,到1956年上半年自然增长率达26.1%。
结合性病防治工作,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使牧区卫生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广大牧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讲究环境卫生、室内卫生、食品卫生等这一新的道德风尚蔚然成风。
1965年7月23日至26日,刘伯承元帅在海拉尔、牙克石等地视察
三、呼盟牧区民主改革的全面胜利
呼盟牧区民主改革运动,从1948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结束,前后历时8年。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这场改革取得了全面胜利,从而使呼盟牧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的方针、政策,结合牧区特点,在废除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对牧主、民族上层、宗教上层进行和平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广大劳动牧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解放,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发展成为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各项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呼盟牧区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
经济基础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呼盟牧区畜牧业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47年,牧业四旗共有牲畜706605头只,到1956年时发展到1419780头只,翻了一番。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大发展,牧民收入成倍增长,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人们安居乐业,团结奋进,整个牧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文化卫生事业空前发展。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开展识字运动,大办教育事业,使广大牧民摆脱文盲,成为有文化知识的新人;学校教育迅速普及和提高,到1957年时,在校生达2489人,比民主改革前增加5.7倍。卫生保健机构从无到有,逐渐建立健全;大力开展性病防治工作,到1956年基本根治各种传染病,牧民身心健康得到了保证,加之采取奖励“多子母亲”等措施,牧区人口迅速回升和发展,实现了“人旺”。1948年,牧业四旗总人口为26225人,到1956年时发展到36897人,增长10672人。
民族工业、商业经济开始形成和发展。各旗成立了供销联社和商业部门,苏木成立了供销合作社。1953年,牧区(不包括新右旗)商品零售额164.4万元,到1956年增长到463.4万元。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对方便群众、改善群众生活、加强城乡物资交流等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民族干部茁壮成长,呼盟牧区新的干部队伍由此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实现了当时党所提出的干部当地化、民族化的目的。党在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党发出的指示、号召很快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真可谓一呼百应。
呼盟牧区民主改革运动之所以取得全面胜利,归根结底是党的政策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主改革的胜利,也没有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牧区。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总结。
(作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
20世纪40年代末,在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东北地区,农区土地改革运动方兴未艾,牧区改革也势在必行,内蒙古党委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8年8月制定并出台了全区牧区的改革方针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从1948年~1956年,这项政策在呼盟牧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让牧民从心底里感谢民主改革带来的幸福生活,同时也得到了自治区和党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并迅速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推广这一成功经验。
民主改革之前,呼盟牧区处于封建社会阶段,并一直持续到民主改革前期。其间,从1932年至1945年这14年中,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这一地区又沦为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在政治上竭力推行殖民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残酷掠夺,使呼盟牧区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牲畜头数急剧下降,牧民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状态。1930年,呼盟牧区有牲畜130多万头只,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下降到70多万头只。接着,由于苏军以“敌伪财产”名义大批驱赶牲畜,使奄奄一息的呼盟牧区畜牧业,尤其是陈巴尔虎旗和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下同)的畜牧业生产濒临破产,有的远近闻名的大牧主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穷牧”。
一、由上而下建立民主政权和党组织
呼盟牧区民主改革运动,在中共呼盟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呼盟牧区特点,首先从培养民族干部,发展党员,自上而下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开始的。1947年11月,中共纳呼工委成立不久,在当地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牧区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接着,从1948年年初开始,在牧业四旗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民主建政工作,是由上级委派新旗长,先后任命了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索伦旗、陈巴尔虎旗的旗长。到1948年8月末,牧业四旗民主建政工作基本结束,牧区工作从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新的旗政权建立后,为进一步充实、加强对苏木的领导,同时对苏木建制也作了调整,共组建24个苏木,其中新左旗7个、新右旗5个、索伦旗5个、陈旗7个。旗、苏木两级新政权的建立健全,为全面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在民主建政的同时,中共呼盟工委始终重视抓党的建设,逐渐壮大党的力量。1948年民主改革初期,呼盟牧区仅有7名党员,其中索伦旗有党员3名。同年9月,呼盟牧区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组长阿尔斯郎(旗公安科长)。1949年,根据党员力量薄弱情况,在牧业四旗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使党员发展到64名,并分别成立了党的临时支部。这期间,党员和党组织还未公开,临时党支部是利用早晚业余时间和节假日秘密召开党员会议,研究部署工作任务。1949年末至1950年初,牧业四旗先后成立中共旗支部委员会。1950年4月,经上级决定,牧区的党员和党组织正式公开。此时,牧业四旗党员已经发展到99名。
二、全面贯彻党的民主改革方针、政策
1. 贯彻“三不两利”政策
至1948年8月,呼盟牧区的旗、苏木两级新政权已建成,从而废除了封建上层、牧主及寺庙享有的特权,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在此基础上,从9月开始,呼盟牧区经济社会改革全面展开,重点贯彻党的“人畜两旺”方针和“三不两利”政策。
首先,对牧主采取不斗争、不分牲畜、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逐步实行和平改造。民主改革前,呼盟牧区存在着剥削和阶级矛盾。以封建官吏、牧主和上层喇嘛组成的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即广大劳动牧民。但是,呼盟牧区民主改革没有照搬农村土地改革——即分田地、斗地主、划成分的经验,而是按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在掌握牧区经济、政治情况的基础上,明确宣布“三不”政策。这是因为,当时居于牧区的首要矛盾是急需恢复和发展遭战争破坏和影响的畜牧业经济,不仅广大劳动牧民生产生活很困难,就是一些牧主也没有多少牲畜,甚至是徒有虚名。因此,恢复、发展畜牧业生产是当时最主要和中心的任务。再者,牧主剥削牧民有两重性,一是过量剥削,二是带有雇佣性质,前者要在改革中予以取消,后者则要予以一定的保护和提高牧工工资。一方面,畜牧业生产的主体是牧民放养牲畜,牲畜不同于土地,它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牧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从畜牧业生产的特点看,放养牲畜不宜单独饲养。因此,不能像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那样分牧主的牲畜,更不能提出“牧者有其畜”的口号。尽管牧区也曾有过一些波动,但从全局来讲,由于坚持做宣传工作,坚持“三不”政策,稳住了牧主这一头,使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民主改革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其次,在“三不”的前提下,重点贯彻了“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具体有:一是实行新的工资条例;二是实行新的苏鲁克制。民主改革前,牧工给牧主当雇工,月劳动报酬只有一只羊或一只半羊。他们从早到晚,从事繁重的劳动,除了放牧外,还当杂工,劳动时间长而报酬微薄。牧工的最低生活难以维持。1948年8月下旬,呼盟政府制定颁布牧工工资条例。条例按照牲畜的种类、畜群的数量、工作的性质及季节的不同,规定了各种不同的报酬标准。工资报酬以羊为单位计算,一个牧工放1500只羊,月报酬4只中等母羊,比过去提高了几倍。对这一条例,牧工非常拥护,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牧主虽然其剥削率有所下降,但牧工有了积极性,加强饲养管理,其牲畜也能够得到发展,因此,牧主也认为有利可图,表示拥护。
由于通过工资形式具体贯彻了两利政策,特别是提高了牧工的工资待遇,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给牧主当雇工的牧民有900多人,占牧区劳动力的15%左右。经过几年的劳动,他们摆脱了贫困,改善了生活。其中有的从贫困户上升到中牧、富牧,有的达到牧主水平,成为“新牧主”。
推行新苏鲁克制。民主改革以前,呼盟牧区曾有过旧苏鲁克制,即牧主和寺庙将一部分牲畜拨给牧民放养,牧民仅得到羊毛或牛奶,报酬很低。实行民主改革后,从1948年开始,实行自由放牧政策,废除牧主对草牧场享有的特权,并按巴嘎确定草牧场,进行有组织的放牧。这使那些拥有牲畜多的牧主感到草场紧张。此外,由于旧苏鲁克制对牧民的剥削量大,牧民没有积极性,牧主牲畜也得不到发展。因此,为了兼顾牧工牧主双方利益,合理调剂草场,促进畜牧业的发展,1952年废除旧苏鲁克制,公布实行新苏鲁克制。新苏鲁克制规定:拥有牲畜2000头只以上户(牧主)发放新苏鲁克。有劳动力而无畜或少畜户接受苏鲁克,并且大力提倡和奖励以互助组形式接受苏鲁克。苏鲁克畜一般以羊200~300只、牛马l0O~150头(匹)为单位;时间2~3年;分红比例为四六开(接户4、放户6)或对半分红。新苏鲁克制调动了牧工牧主的生产积极性,接、放新苏鲁克户逐渐增多。据统计,当时呼盟牧区放新苏鲁克户有86户,接苏鲁克户有303户,苏鲁克牲畜共有70080头只,占牧区牲畜的4.8%,占牧主牲畜的15.35%。
新苏鲁克制在开始实行过程中,一度出现混乱现象,有个别牧主轻信谣言,积极性不高,甚至有的牧主将苏鲁克畜提前收回;有些贫困户由于缺少生产工具,加之遇到自然灾害等原因,接受新苏鲁克畜后不但没得到实际利益反而赔钱。针对上述情况,党和政府通过召开接、放苏鲁克户座谈会,总结经验,典型引路,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使新苏鲁克制健康顺利发展。
在实行新工资条例和苏鲁克制的同时,党和政府为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也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一是组织牧民开展搭棚盖圈、打储草、打井、打狼、畜群疫病防治等生产设施建设,大大提高了牲畜抗灾保畜能力。同时,大力提倡并组织牧民定居游牧,使“逐水草而牧”的落后状况有了很大转变;二是组织牧民大搞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三是实行轻税政策,对占有少量牲畜的贫困户实行免税,对富裕户也适当减税,用以鼓励发展畜牧业生产;四是向贫困户发放牧贷羊和牧贷款。
2. 牧主及其经济的和平改造
牧主(包括民族上层)是牧区的主要统治者和剥削者,同时也是民主改革的重点改造对象。改革初期,党为了实现“人畜两旺”这一总目标,结合呼盟牧区具体情况,对牧主采取了团结、改造的政策,即不斗争、不划阶级、不分牲畜,并鼓励牧主发展生产,然后等到条件成熟时,逐步实行和平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民主改革时,呼盟牧区拥有牲畜500头只以上、常年雇佣两个以上长工的牧主和富牧有221户。占牧区总户数的3.2%;拥有牲畜456488头只,占牧区牲畜的31.2%。其中,拥有牲畜2000头只以上的大牧主有27户,绝大多数在新巴尔虎左、右两旗。
随着民主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牧区畜牧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较快、较大的发展,对牧主的影响很大,使他们认识到党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期已经不远了。此外,因为有很多牧民参加互助合作,依靠集体的力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牧主雇佣好的牧工经营牲畜和发展牲畜也感到困难。因此,许多牧主为了争得主动,有的要求参加牧业生产互助合作,有的提出与政府合作创办公私合营牧场。
党和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和召开牧主座谈会,认为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主客观条件已具备。于是,适时采取具体措施,并分两个阶段对牧主经济进行了和平改造。一是从1953年开始,以自愿互利的原则,以牲畜作价入股、定期付利息的办法,组织动员中小牧主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牧业四旗共有194户中小牧主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二是从1956年开始,通过创办公私合营牧场,改造大牧主,使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轨道。1956年5月,在新巴尔虎左旗试办了全盟第一个公私合营牧场——“五一”公私合营牧场,私方代表为新左旗阿木古郎宝力格苏木大牧主毕力格。这次试办工作很成功,得到内蒙古党委的充分肯定。在毕力格的示范带动下,到1957年,牧业四旗已办公私合营牧场14个,到1959年发展到20个,入场牲畜约20万头只,有27名大牧主分别被安排场长或副场长,定行政17~19级,享受国家干部待遇。这些牧主的家庭成员也都成为牧场工人,与其他牧民同工同酬。
在对牧主经济和平改造的同时,对宗教上层及喇嘛也进行了改造。
3. 大力发展文教卫生事业
由于历史的原因,呼盟牧区文教卫生事业非常落后,广大贫苦牧民没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和改善卫生环境。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提高民族素质,实现“人旺”,党和政府加强领导,制定了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一些优惠政策,并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开展工作,使呼盟牧区文教卫生事业迅速发展。
开展群众性的学习文化活动。1947年7月,呼伦贝尔文化促进会组织群众开展了学习文化知识活动。1950年,为了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学习文化活动,内蒙古东部区党委制定下发“冬学运动实施办法”。呼盟牧区认真贯彻“实施办法”精神,同时,结合牧区特点,把冬学运动变为常年学习运动,从上到下掀起了全民识字运动新高潮。学习运动一开始时,遇到很多具体困难。由于牧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集中起来学习难度较大,加之没有固定场所,也没有专职教员。针对这一情况,党和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使学习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一是以巴嘎为单位,组织牧民轮流到牧民家参加学习;二是由巴嘎出面请有文化的人来当义务教员;三是组织动员牧民制作小黑板,自带自用,以解决教学所用黑板问题。此外,在学习办法上,根据牧民具体情况,采取了由浅入深的办法,即先从学习蒙文字母、单字到造句、连句,逐渐深入。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当,群众学习热情很高,每天晚上风雨不误参加学习,可谓前所未有。
到1951年,随着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呼盟牧区各旗许多巴嘎以巴嘎为单位,由巴嘎干部带头,以群众集资的办法,购置一顶大蒙古包作为固定学习场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夜校或牧民学校,由旗或苏木派专职教员来教书。这使群众性的学习文化知识运动不仅步入正常规道,同时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各旗还经常派干部到各苏木、巴嘎,进行检查、指导,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此外,旗和苏木每年还要进行一次评比活动,以鼓励先进,带动后进,有力地促进了学习运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呼盟牧区这种前所未有的群众性学习文化活动,一直持续到改革后期。
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多数牧民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许多人不仅能看懂报刊,还会写信、思想汇报、工作计划、安排等,从而成为有文化的新牧民。在识字运动中,呼盟牧区共组建成人学习小组(班)319个,有4190多人参加学习。
为了进一步繁荣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在大力开展群众性识字运动的同时,创办许多学校。民主改革前,呼盟牧区仅有10座小学,教员有39人,学生435人。到1953年时,小学校发展到20座,教员有101人,在校生2090人,占牧区学龄儿童的80%。1951年,将原呼伦贝尔高等学院改为海拉尔第一中学,以蒙古语文授课为主,面向牧区招生,从而结束了呼盟无蒙古语文中学的历史。经过几年努力,到1956年,呼盟牧区各苏木都建立了学校,学校教育由下而上形成系统,即苏木有小学,旗有中学,海拉尔一中设有高中班。
卫生保健事业迅速发展。民主改革前,呼盟牧区没有一座卫生保健机构,牧民主要靠喇嘛医生看病治病。加之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各种疾病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到处泛滥,严重影响牧民身心健康。其中,性病(梅毒)造成的危害极大,轻者失去生育能力,重者则失去生命。 严重影响牧区生产劳动和人口发展。1930年,陈巴尔虎旗有人口7900人,到1950年时下降到4072人;1933年,新左旗有人口10386人,到1950年时下降到7570人。
为了提高群众身体素质,实现“人旺”,党和政府先后采取许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卫生保健事业。1948年,在牧业四旗先后建立旗诊疗所,配备医护人员,开展工作。1952年,将旗诊疗所改成为旗卫生院,增加医护人员,并设有病床,扩大服务范围。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新生婴儿成活率,从1950年开始,着手培养妇幼保键人员,开展新法接生和新法育儿工作,到1952年,共培养200人。在此基础上,于1954年各旗先后建立妇幼保健站。此外,重视发展传统蒙医。1948年,索伦旗锡尼河苏木成立蒙医诊所,自采、自制蒙药,积极为牧民看病治病。新左旗和新右旗也办起蒙医诊所。这使传统蒙医蒙药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在老蒙医的传、帮下,也培养出许多年轻蒙医人员。
从1950年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性病防治工作。首先,盟成立了驱梅委员会。各旗也成立了这一组织。其次,确定在陈旗呼和诺尔苏木(完工苏木)进行驱梅试点。试点工作队共有59名医务人员组成,于1950年2月4日进驻试点苏木开展工作。
在经过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性病防治工作在牧业四旗全面展开,到1955年普遍治疗一次,基本控制了性病蔓延和流行,性病患病率由1950年的40.85%下降到1955年的9.25%。随着性病患者恢复健康、恢复生育力,牧区人口开始回升、发展。1949年,牧区人口有26237人,到1954年时发展到32117人,增长5880人。新左旗乌布尔宝力格苏木1949年人口增长率为零,到1956年上半年自然增长率达26.1%。
结合性病防治工作,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使牧区卫生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广大牧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讲究环境卫生、室内卫生、食品卫生等这一新的道德风尚蔚然成风。
1965年7月23日至26日,刘伯承元帅在海拉尔、牙克石等地视察
三、呼盟牧区民主改革的全面胜利
呼盟牧区民主改革运动,从1948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结束,前后历时8年。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这场改革取得了全面胜利,从而使呼盟牧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的方针、政策,结合牧区特点,在废除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对牧主、民族上层、宗教上层进行和平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广大劳动牧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解放,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发展成为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各项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呼盟牧区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
经济基础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呼盟牧区畜牧业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47年,牧业四旗共有牲畜706605头只,到1956年时发展到1419780头只,翻了一番。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大发展,牧民收入成倍增长,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人们安居乐业,团结奋进,整个牧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文化卫生事业空前发展。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开展识字运动,大办教育事业,使广大牧民摆脱文盲,成为有文化知识的新人;学校教育迅速普及和提高,到1957年时,在校生达2489人,比民主改革前增加5.7倍。卫生保健机构从无到有,逐渐建立健全;大力开展性病防治工作,到1956年基本根治各种传染病,牧民身心健康得到了保证,加之采取奖励“多子母亲”等措施,牧区人口迅速回升和发展,实现了“人旺”。1948年,牧业四旗总人口为26225人,到1956年时发展到36897人,增长10672人。
民族工业、商业经济开始形成和发展。各旗成立了供销联社和商业部门,苏木成立了供销合作社。1953年,牧区(不包括新右旗)商品零售额164.4万元,到1956年增长到463.4万元。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对方便群众、改善群众生活、加强城乡物资交流等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民族干部茁壮成长,呼盟牧区新的干部队伍由此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实现了当时党所提出的干部当地化、民族化的目的。党在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党发出的指示、号召很快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真可谓一呼百应。
呼盟牧区民主改革运动之所以取得全面胜利,归根结底是党的政策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主改革的胜利,也没有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牧区。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总结。
(作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