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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盟市园地)我所知道的辽西工作团
  • 翻开科左后旗地方党史,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辽西工作团”五个字。是的,科左后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初始于辽西工作团的进驻。可以说,没有辽西工作团,就没有1946年中共科左后旗委的成立,更没有在党的领导下的地方武装和人民政权机构。自辽西工作团开辟工作至今,历史车轮也已走过了66年。笔者从一名档案史志工作者的角度,对辽西工作团当时来科左后旗及开辟蒙古地区工作的艰难曲折和工作状况略抒己见。

     

    一、 工作团的组建

    辽西工作团,全称为中国共产党辽西省委东科前、中、后旗(日语称科尔沁左翼为东科)蒙古工作团。又称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

    1946113,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但国民党在东北表面利用“三人小组”检查“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而实际上则向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当时的中共辽西省委(当时所在地在法库),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执行“让开城市,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在远离铁路沿线的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根据地为目的,组建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

    工作团由赵石(时任中共辽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为团长,成员有周洁(女)、何威、尤晓峰、张长更、王三远、孙岚苑、康海臣、姚晓石、赖其正、章泽民、李化民、孙子源、高若、刘庆瑞、侯化宪、张洪志等17人组成。内设工作团党的委员会,赵石任书记,李化民(保安一旅副旅长)、姚晓石(中共辽西省委研究室秘书)、何威(保安一旅三团政委)、赖其正(工作团军事负责人)为成员。

    因受当时的战争环境,辽西工作团还带着保安一旅三团(又称步兵团)1000余人一同开赴蒙古地区。于19461月中旬进入科左后旗南部的公河来一带。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开辟工作,应征得当地政府的意见,立即用信函与旗地方自治政府白德全旗长联系。白旗长先是欢迎,过两天又迫于当地“民族自治派”的反对回应了拒绝信。对于此种情况按照赵石的话来说“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人家不欢迎,若不能与民族上层接触就很难开辟工作。工作团内部也产生了动摇。要不撤回汉族聚集区、要不与科左前旗联系绕行去那里。这时,科左后旗达官贵人中有人扬言,蒙古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不同,实行自治,要建立自己的党、团(指内人党、内青团)组织和军队。如果汉族地区的人(指工作团)不听劝的话,必要时“武装抵抗”等等。面对严峻的形势,赵石主持召开工作团党委会议,分析形势认为,抗战胜利不久民族地区的老百姓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认识不高,加之“民族自治派”的干扰才出现“不欢迎”的情况,不会出现“武装抵抗”的局面。确定广泛宣传群众,加强群众纪律,一边与当地民族上层交涉一边继续向吉尔嘎朗挺进的方针。于1946121日,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及保安一旅三团终于到达吉尔嘎朗。

     

    二、 在吉尔嘎朗又遇“难题”

    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到吉尔嘎朗开辟工作轰动了当时的哲里木盟民族上层。内蒙古东蒙自治政府内防部长阿思根,哲里木盟(又叫南部办事处)主任乌力图等几天前就来到吉尔嘎朗等候工作团(白德全旗长几天前回信拒绝工作团也是体现了阿思根和乌力图的意思)。所以,工作团的到来是不速之客。无论如何,为了脸面白德全旗长举行礼节性便宴为工作团接风洗尘。席间,保一旅三团王三远团长质问白德全旗长“你先是欢迎,后又拒绝是怎么回事?”白德全无正面回答,弄得特别尴尬,酒宴不欢而散。在提及开展工作情况时赵石著《哲里木三年》写道:“进驻后旗后一开始,主要是同阿思根、乌力图等自治派之间的斗争。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汉人的党、八路军是汉人的军队、工作团是汉人的党派来的汉人干部。他们(指阿、乌等)是蒙古地区、蒙古人。蒙古人有自己的党(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军队和政府。······现在汉人的士兵、干部竟然不速而至,显然是越境行为,是属于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应立即撤出!并拿出他们同东北人民政府有联系、同西满分局有协议来压我们。同时,到处散布蒙古没有阶级,不适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发动群众搞清算会把秩序搞乱,只能以行政命令收回敌伪遗留失散的物资。乌力图还说,要清算敌伪残余,他就是第一个被清算的人”(《哲里木三年》手写稿第10-11页)。针对“自治派”认识不足,工作团进行广泛宣传,“共产党是全国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党,八路军是全国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军队,到蒙古地区来是根据上级指示,帮助蒙古人民争取解放的”。并讲清党中央及省委的三条原则:一是帮助蒙古人民自治,二是不侵犯蒙古人民的利益,三是发动农牧民群众开展民族解放。

    地方实力派(指白德全为首的旗地方自治政府的人)的态度显然不同。“他们表示欢迎,安排住处又供应柴草(当时米菜是工作团和部队自带的)。并向工作团反映旗独立中队的群众纪律非常之差,而对三团的群众纪律交口称赞”。

    工作团面对“自治派”和“实力派”开展耐心细致工作时,在年轻人中又出现了新的倾向,赵石的《哲里木三年》中称之为“新逆流”。时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科左后旗本部秘书长兼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科左后旗本部书记拉喜尼玛公开散布“蒙古无阶级,阶级斗争理论不适用于蒙情。清算斗争是汉人清算蒙古人,蒙古人的金银财宝都归了汉人”等。拉喜尼玛的行为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也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有倾向赞成的、有观望的,也有沉默的。形势复杂多样,斗争尖锐多变。工作团党委分析当前的形势后作出,继续同“自治派”交涉谈判以争得达成一致,全力争取地方“实力派”促使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转变,提高农牧民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认识和信任。

     

    三、 冲破阻挠打开工作局面

    在科左后旗的历史上,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值得一提的。194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日战争胜利,旗内伪官吏、民族上层、地方军阀等几种政治势力相互争夺科左后旗主宰权的时候,于是年11月青年知识分子们通过民主选举,开天辟地第一回选举平民教员白德全为旗长,成立东科后旗(科左后旗)地方自治政府。

    19462月初,工作团组织开办了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由工作团成员赖其正、姚晓石、周洁等轮流讲课。讲授中共党史、政治工作、群众运动、游击战争、民族解放等,激发他们的觉悟,爱国热情和革命意志,纷纷起来参加清算斗争和革命工作。通过训练班很快就团结了大部分团员和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对工作团的态度由原来的疑虑、观望以致敌对转而变为欢迎和信任。成为开辟工作的骨干力量。在他们的影响下群众对工作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决定性变化,由原来的躲避、冷淡转变成亲近、热烈甚至公开诉苦。

    工作团抓住青年知识分子和基本群众的革命意志高涨,趁热打铁更加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于19462月初组织召开了大型的活动,清算斗争了伪满时期吉尔嘎朗街街长(又叫艾力达)齐鹏生。临近五里八村的农牧民和好奇的老百姓等2000多人参加斗争会。苦大仇深,曾经受过齐鹏生欺压剥削的几位群众诉苦,工作团和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作批斗发言。会场气氛热烈“打倒齐鹏生!”、“打倒蒙奸恶霸!”的口号响彻云霄。阿思根、乌力图被邀参加并讲了话。事后阿思根告诉工作团“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使人感动的场面”。同时,工作团周洁同志率领当地的蒙古族进步青年,在离吉尔嘎朗近的达坝岱屯搞社会调查,拿出蒙古族地区富人、中等富户和穷人、特穷苦户的比例。全屯40多户,有2个富户、4个中等富户,占去了80%以上的土地和牲畜。而66%的贫苦户只占有10%左右的土地和牲畜。甚至多数耪青户租住东家(又叫当家或主人)的房子无畜无地靠卖苦力维持生活。通过开展社会调查与宣传群众,使广大穷苦农牧民逐渐摆脱“安分守己、老实常在、富贵在天、神佛有眼”等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观念。鼓起与地主、牧主斗争,与恶霸豪绅斗争的勇气。

    通过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经过积极开展的几项工作,特别是通过召开批斗清算大会改变了阿思根、乌力图为首的“自治派”的思想观念,充分“认识了群众的力量”。同意让蒙古族进步青年和工作团一起分配各努图克,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斗争,同意派共产党员干部到地方的蒙古部队,按照八路军的办法改造蒙古武装,同意在工作团的直接领导下,在群众运动中建立蒙古族新军(又叫清算队或模范队)。同时,限定不准把枪、马队带入蒙古聚集区的条件。这是工作团进驻吉尔嘎朗近一个月中打开工作局面的全过程。可谓艰难、曲折、尖锐又多磨。关于这一过程,赵石《哲里木三年》中感慨的写道:“这就不但在反对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发动群众的同时,巩固了上层统一战线,把他们推向前进,并使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从而使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

    19462月中旬,阿思根和乌力图见工作团已经打开了工作局面,向白德全旗长和工作团交待了后续工作和注意事项后,阿思根前往科左前旗和库伦旗视察工作,乌力图则返回了科左中旗。

    19463月初,上级调护卫工作团的保一旅三团前往四平打外围战。中共辽西省委担心蒙古地区形势复杂,工作团成员的安全无保障,要求撤出吉尔嘎朗,或到科左后旗与法库交界地带的汉族地区工作。赵石不同意这一举动,认为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各项工作得到当地进步人士和广大蒙古兄弟的认可。应当相信蒙古族地区的干部群众,是拥护工作团开展革命工作的。赵石亲自去辽西省委汇报情况并征得省委同意后继续留在科左后旗开展工作。

    因为是抗战后推翻了日伪东科后旗分署,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历史交替等因素对伪职人员的处理、使用、保护也是当时的一项主要政策。处理过重,打击面过大;处理轻了,又怕群众有意见。而且,当时旗努图克两级用干部较多,有文化、思想进步的适合人才少,须用一部分伪职人员。工作团作出对伪职人员分三类分别使用的政策。“第一类是死心塌地、作恶多端者坚决清算;第二类是为生存混口饭吃,又无民愤的人依据过去的事实,根据现实表现从宽处理;第三类是对‘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做事暗中反日者,查明情况予以保护使用”。这样安定了多数,孤立了少数,辨别保护使用了部分伪职人员。

    像包尔很喇嘛(又名乌力吉图)在日伪时期作恶多端,现又在包善一骑兵三十一师中任团长,且一直与人民为敌,对其工作团执行秘密武装监视,并向中共西满分局李富春政委请示,将其就地逮捕,通过乌力图交给蒙古干部处理。同时,又将其所属武装分散的编入旗六团(后编为十二团)各个连队。并清算了包尔很喇嘛的全部家产。

    1946年春节前后,辽西工作团命令随团的保一旅三团在大官营子、西里一带剿灭土匪,不仅保护了群众财产,还对工作团开辟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而使这一地区清算工作开展得早,开展得好。

    1946121日至4月初,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在科左后旗开展工作两个多月,打开了工作局面,改编军队确立地方武装中的党的领导,改组旗、努图克两级政府保证政令畅通,又通过清算工作培训了一大批青年干部,认为建立中共科左后旗委员会的条件已成熟。于4月,正式成立中共旗委。工作团党委委员赖其正任书记(当时因工作需要旗委称民众运动工体部,称赖其正为政委),工作团成员游晓峰负责组织工作,周洁负责宣传工作。

    关于辽西工作团的撤离无明确记载。来时17人整建置到达吉尔嘎朗。离开时有随部队走的,如李化民、何威、章泽民都是三月初离开科左后旗。赵石是三月末赴通辽到哲里木地委工作。赖其正自6月始专任十二团政治委员,由孙瑞符任旗委书记。8月末,战略北撤中孙岚苑光荣牺牲,侯化宪巧离叛变的部队,则赖其正率十二团北撤。

    19476月,科左后旗获第二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再没有回后旗工作过。赵石从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离休,20078月应邀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回沈阳途中,曾到科左后旗并到吉尔嘎朗回味60年前难忘的岁月。留恋的离开吉尔嘎朗,回沈阳后不久与世长辞。上世纪80年代,笔者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周洁在湖南省长沙市安度晚年。如今,时隔66年,科左后旗人民不会忘记当年开辟工作的功臣们!他们的英名永载科左后旗史册。  

    (通辽市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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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盟市园地)我所知道的辽西工作团
  • 翻开科左后旗地方党史,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辽西工作团”五个字。是的,科左后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初始于辽西工作团的进驻。可以说,没有辽西工作团,就没有1946年中共科左后旗委的成立,更没有在党的领导下的地方武装和人民政权机构。自辽西工作团开辟工作至今,历史车轮也已走过了66年。笔者从一名档案史志工作者的角度,对辽西工作团当时来科左后旗及开辟蒙古地区工作的艰难曲折和工作状况略抒己见。

     

    一、 工作团的组建

    辽西工作团,全称为中国共产党辽西省委东科前、中、后旗(日语称科尔沁左翼为东科)蒙古工作团。又称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

    1946113,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但国民党在东北表面利用“三人小组”检查“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而实际上则向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当时的中共辽西省委(当时所在地在法库),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执行“让开城市,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在远离铁路沿线的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根据地为目的,组建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

    工作团由赵石(时任中共辽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为团长,成员有周洁(女)、何威、尤晓峰、张长更、王三远、孙岚苑、康海臣、姚晓石、赖其正、章泽民、李化民、孙子源、高若、刘庆瑞、侯化宪、张洪志等17人组成。内设工作团党的委员会,赵石任书记,李化民(保安一旅副旅长)、姚晓石(中共辽西省委研究室秘书)、何威(保安一旅三团政委)、赖其正(工作团军事负责人)为成员。

    因受当时的战争环境,辽西工作团还带着保安一旅三团(又称步兵团)1000余人一同开赴蒙古地区。于19461月中旬进入科左后旗南部的公河来一带。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开辟工作,应征得当地政府的意见,立即用信函与旗地方自治政府白德全旗长联系。白旗长先是欢迎,过两天又迫于当地“民族自治派”的反对回应了拒绝信。对于此种情况按照赵石的话来说“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人家不欢迎,若不能与民族上层接触就很难开辟工作。工作团内部也产生了动摇。要不撤回汉族聚集区、要不与科左前旗联系绕行去那里。这时,科左后旗达官贵人中有人扬言,蒙古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不同,实行自治,要建立自己的党、团(指内人党、内青团)组织和军队。如果汉族地区的人(指工作团)不听劝的话,必要时“武装抵抗”等等。面对严峻的形势,赵石主持召开工作团党委会议,分析形势认为,抗战胜利不久民族地区的老百姓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认识不高,加之“民族自治派”的干扰才出现“不欢迎”的情况,不会出现“武装抵抗”的局面。确定广泛宣传群众,加强群众纪律,一边与当地民族上层交涉一边继续向吉尔嘎朗挺进的方针。于1946121日,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及保安一旅三团终于到达吉尔嘎朗。

     

    二、 在吉尔嘎朗又遇“难题”

    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到吉尔嘎朗开辟工作轰动了当时的哲里木盟民族上层。内蒙古东蒙自治政府内防部长阿思根,哲里木盟(又叫南部办事处)主任乌力图等几天前就来到吉尔嘎朗等候工作团(白德全旗长几天前回信拒绝工作团也是体现了阿思根和乌力图的意思)。所以,工作团的到来是不速之客。无论如何,为了脸面白德全旗长举行礼节性便宴为工作团接风洗尘。席间,保一旅三团王三远团长质问白德全旗长“你先是欢迎,后又拒绝是怎么回事?”白德全无正面回答,弄得特别尴尬,酒宴不欢而散。在提及开展工作情况时赵石著《哲里木三年》写道:“进驻后旗后一开始,主要是同阿思根、乌力图等自治派之间的斗争。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汉人的党、八路军是汉人的军队、工作团是汉人的党派来的汉人干部。他们(指阿、乌等)是蒙古地区、蒙古人。蒙古人有自己的党(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军队和政府。······现在汉人的士兵、干部竟然不速而至,显然是越境行为,是属于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应立即撤出!并拿出他们同东北人民政府有联系、同西满分局有协议来压我们。同时,到处散布蒙古没有阶级,不适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发动群众搞清算会把秩序搞乱,只能以行政命令收回敌伪遗留失散的物资。乌力图还说,要清算敌伪残余,他就是第一个被清算的人”(《哲里木三年》手写稿第10-11页)。针对“自治派”认识不足,工作团进行广泛宣传,“共产党是全国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党,八路军是全国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军队,到蒙古地区来是根据上级指示,帮助蒙古人民争取解放的”。并讲清党中央及省委的三条原则:一是帮助蒙古人民自治,二是不侵犯蒙古人民的利益,三是发动农牧民群众开展民族解放。

    地方实力派(指白德全为首的旗地方自治政府的人)的态度显然不同。“他们表示欢迎,安排住处又供应柴草(当时米菜是工作团和部队自带的)。并向工作团反映旗独立中队的群众纪律非常之差,而对三团的群众纪律交口称赞”。

    工作团面对“自治派”和“实力派”开展耐心细致工作时,在年轻人中又出现了新的倾向,赵石的《哲里木三年》中称之为“新逆流”。时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科左后旗本部秘书长兼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科左后旗本部书记拉喜尼玛公开散布“蒙古无阶级,阶级斗争理论不适用于蒙情。清算斗争是汉人清算蒙古人,蒙古人的金银财宝都归了汉人”等。拉喜尼玛的行为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也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有倾向赞成的、有观望的,也有沉默的。形势复杂多样,斗争尖锐多变。工作团党委分析当前的形势后作出,继续同“自治派”交涉谈判以争得达成一致,全力争取地方“实力派”促使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转变,提高农牧民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认识和信任。

     

    三、 冲破阻挠打开工作局面

    在科左后旗的历史上,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值得一提的。194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日战争胜利,旗内伪官吏、民族上层、地方军阀等几种政治势力相互争夺科左后旗主宰权的时候,于是年11月青年知识分子们通过民主选举,开天辟地第一回选举平民教员白德全为旗长,成立东科后旗(科左后旗)地方自治政府。

    19462月初,工作团组织开办了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由工作团成员赖其正、姚晓石、周洁等轮流讲课。讲授中共党史、政治工作、群众运动、游击战争、民族解放等,激发他们的觉悟,爱国热情和革命意志,纷纷起来参加清算斗争和革命工作。通过训练班很快就团结了大部分团员和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对工作团的态度由原来的疑虑、观望以致敌对转而变为欢迎和信任。成为开辟工作的骨干力量。在他们的影响下群众对工作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决定性变化,由原来的躲避、冷淡转变成亲近、热烈甚至公开诉苦。

    工作团抓住青年知识分子和基本群众的革命意志高涨,趁热打铁更加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于19462月初组织召开了大型的活动,清算斗争了伪满时期吉尔嘎朗街街长(又叫艾力达)齐鹏生。临近五里八村的农牧民和好奇的老百姓等2000多人参加斗争会。苦大仇深,曾经受过齐鹏生欺压剥削的几位群众诉苦,工作团和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作批斗发言。会场气氛热烈“打倒齐鹏生!”、“打倒蒙奸恶霸!”的口号响彻云霄。阿思根、乌力图被邀参加并讲了话。事后阿思根告诉工作团“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使人感动的场面”。同时,工作团周洁同志率领当地的蒙古族进步青年,在离吉尔嘎朗近的达坝岱屯搞社会调查,拿出蒙古族地区富人、中等富户和穷人、特穷苦户的比例。全屯40多户,有2个富户、4个中等富户,占去了80%以上的土地和牲畜。而66%的贫苦户只占有10%左右的土地和牲畜。甚至多数耪青户租住东家(又叫当家或主人)的房子无畜无地靠卖苦力维持生活。通过开展社会调查与宣传群众,使广大穷苦农牧民逐渐摆脱“安分守己、老实常在、富贵在天、神佛有眼”等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观念。鼓起与地主、牧主斗争,与恶霸豪绅斗争的勇气。

    通过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经过积极开展的几项工作,特别是通过召开批斗清算大会改变了阿思根、乌力图为首的“自治派”的思想观念,充分“认识了群众的力量”。同意让蒙古族进步青年和工作团一起分配各努图克,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斗争,同意派共产党员干部到地方的蒙古部队,按照八路军的办法改造蒙古武装,同意在工作团的直接领导下,在群众运动中建立蒙古族新军(又叫清算队或模范队)。同时,限定不准把枪、马队带入蒙古聚集区的条件。这是工作团进驻吉尔嘎朗近一个月中打开工作局面的全过程。可谓艰难、曲折、尖锐又多磨。关于这一过程,赵石《哲里木三年》中感慨的写道:“这就不但在反对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发动群众的同时,巩固了上层统一战线,把他们推向前进,并使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从而使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

    19462月中旬,阿思根和乌力图见工作团已经打开了工作局面,向白德全旗长和工作团交待了后续工作和注意事项后,阿思根前往科左前旗和库伦旗视察工作,乌力图则返回了科左中旗。

    19463月初,上级调护卫工作团的保一旅三团前往四平打外围战。中共辽西省委担心蒙古地区形势复杂,工作团成员的安全无保障,要求撤出吉尔嘎朗,或到科左后旗与法库交界地带的汉族地区工作。赵石不同意这一举动,认为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各项工作得到当地进步人士和广大蒙古兄弟的认可。应当相信蒙古族地区的干部群众,是拥护工作团开展革命工作的。赵石亲自去辽西省委汇报情况并征得省委同意后继续留在科左后旗开展工作。

    因为是抗战后推翻了日伪东科后旗分署,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历史交替等因素对伪职人员的处理、使用、保护也是当时的一项主要政策。处理过重,打击面过大;处理轻了,又怕群众有意见。而且,当时旗努图克两级用干部较多,有文化、思想进步的适合人才少,须用一部分伪职人员。工作团作出对伪职人员分三类分别使用的政策。“第一类是死心塌地、作恶多端者坚决清算;第二类是为生存混口饭吃,又无民愤的人依据过去的事实,根据现实表现从宽处理;第三类是对‘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做事暗中反日者,查明情况予以保护使用”。这样安定了多数,孤立了少数,辨别保护使用了部分伪职人员。

    像包尔很喇嘛(又名乌力吉图)在日伪时期作恶多端,现又在包善一骑兵三十一师中任团长,且一直与人民为敌,对其工作团执行秘密武装监视,并向中共西满分局李富春政委请示,将其就地逮捕,通过乌力图交给蒙古干部处理。同时,又将其所属武装分散的编入旗六团(后编为十二团)各个连队。并清算了包尔很喇嘛的全部家产。

    1946年春节前后,辽西工作团命令随团的保一旅三团在大官营子、西里一带剿灭土匪,不仅保护了群众财产,还对工作团开辟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而使这一地区清算工作开展得早,开展得好。

    1946121日至4月初,中共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在科左后旗开展工作两个多月,打开了工作局面,改编军队确立地方武装中的党的领导,改组旗、努图克两级政府保证政令畅通,又通过清算工作培训了一大批青年干部,认为建立中共科左后旗委员会的条件已成熟。于4月,正式成立中共旗委。工作团党委委员赖其正任书记(当时因工作需要旗委称民众运动工体部,称赖其正为政委),工作团成员游晓峰负责组织工作,周洁负责宣传工作。

    关于辽西工作团的撤离无明确记载。来时17人整建置到达吉尔嘎朗。离开时有随部队走的,如李化民、何威、章泽民都是三月初离开科左后旗。赵石是三月末赴通辽到哲里木地委工作。赖其正自6月始专任十二团政治委员,由孙瑞符任旗委书记。8月末,战略北撤中孙岚苑光荣牺牲,侯化宪巧离叛变的部队,则赖其正率十二团北撤。

    19476月,科左后旗获第二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再没有回后旗工作过。赵石从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离休,20078月应邀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回沈阳途中,曾到科左后旗并到吉尔嘎朗回味60年前难忘的岁月。留恋的离开吉尔嘎朗,回沈阳后不久与世长辞。上世纪80年代,笔者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周洁在湖南省长沙市安度晚年。如今,时隔66年,科左后旗人民不会忘记当年开辟工作的功臣们!他们的英名永载科左后旗史册。  

    (通辽市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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