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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海钩沉)内蒙古的银钱业
  • 内蒙古银钱业兴起于清朝康熙年间,当时通用货币为制钱,由于远途交易,携带不便,钱庄即发行钱票,代替制钱流通。钱庄的前身为银铺和钱铺。内蒙古西部的钱铺多设在商埠重镇,代各商兑换生银或制钱,一般为私人出资经营,也有多人合伙经营的无限责任制形式。内蒙古东部的钱铺则在定期举行的庙会集市上摆一地摊或木桌,将制钱和银两分置于玻璃瓶内,办理零星的货币兑换业务,又称钱摊和钱桌子。清嘉庆、道光年间,由于银价上涨,钱价跌落,银钱业从中操纵,攫取巨利,操此业者为数急增,仅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钱铺即达50余家之多。随着西北贸易的不断扩大,资本需求益增,于是从众多的经营货币买卖的钱铺中逐渐产生一批资本雄厚,兼营存、放款业务的钱庄。清道光、咸丰年间,归化城钱庄愈益兴盛,几乎成为地方金融的枢纽。由皮毛、药材集散地而形成的新型商埠———包头亦有钱庄42家。

    内蒙古的银钱业至清嘉庆、道光年间有了进一步发展,开设钱庄多达百十余家。在内蒙古开设钱庄的大都是山西钱商,按其原籍划分可分为祁太帮(祁县、太谷)、忻州帮、代州帮、大同帮等。至清光绪末年,内蒙古银钱业最为集中的归绥先后开设的钱庄就有祁太帮的东义源、协和成、法中庸、谦益恒、谦益永、德泰和、义成德、隆盛厚、瑞盛庆、谦恒永、永和号、复泉茂、万昌涌、隆昌旺、大德生、达泉甡、蔚隆泰、天亨玉(光绪中叶改名为天亨永)等;忻州帮的泰和昌、聚义恒、德顺和、天生德、丰盛隆、晋义通、双盛成、德和长、乾元通;代州帮的大成兴、恒升昌  (辛亥革命后,恒升昌改名为日升元)、恒吉昌、德生昌、恒生昌、恒玉昌;大同帮开设的双兴厚、元亨泰、义泰祥。此外,榆次常家开有大厚玉、大丰玉钱铺;大盛魁开有裕盛厚钱铺;丰镇厅隆盛庄常胂铁炉投资开有昌盛兴钱铺;本地商人开有元恒泰钱铺。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经济势力逐渐侵入内地。当时集中于归化城、多伦等处的皮毛、药材等大量出口,一般银钱商受到外贸关系的刺激,在账面上往来的金额数字与日俱增。

    太平军起义后,清政府因连年围剿、镇压,军费开支庞大,各种税收加重,这期间因铜质缺乏,曾铸用铁钱、小铜钱与成吊钱混合使用。此间,因银根奇紧,银钱商周转困难,营业呈现了窒息状态。

    清咸丰三年(1853)四月,清朝户部奏请变通钞法,易银钞为钱票。六月五日奏准招商承办乾丰官银钱号,并在内蒙古的归化城设分号一处,对当地驻军发行钱票,与制钱并行,搭放一定成数。后因钱票发行过滥,户部即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二十八日将乾丰官银钱号裁撤,归化城分号亦随之撤销。

    清同治年间,绥远官府每年阴历正月,在各钱铺开市前,由“生息银”的款项下拨出一部分交归化宝丰社总领,贷给归化城各家钱铺,用于经营。当时规定的月息仅为一至二厘,年终才本利清还。所以,这种官款的借贷,促进了归化钱铺的发展,尤其对资本薄弱的钱铺,有很大的帮助。

    清光绪八、九年(18821883)后,漠南商埠重镇多伦仅皮毛、牲畜两项交易额每年多达30004000万两银;殷实商号就有3000多家,每天交易粮食200多车。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银钱业的发展。据俄国蒙古学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的《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一书中反映:1893(清光绪十九年)多伦“在兴隆街上还集中了许多银号和钱庄,这是公认的最富的行业之一。”清末,多伦诺尔有各类钱庄、钱铺等20多家,规模较大的有永巨川钱庄、万兴成钱铺。

    清光绪中叶,绥远的面粮店因农业丰收,  曾有预定米面交易,它们所收到的预定款,大部分存于各家钱铺,使钱庄业有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仅归化城的钱铺就有30家;宣统年间,约有32家;其他商埠城市也有许多家。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加紧对内蒙古资源的掠夺,俄、英、法、美、德、日等国在归绥、包头、海拉尔、满洲里等城镇均设有规模较大的洋行。仅归化城一地专门收购羊毛的外国洋行就有7家。到19世纪末,在内蒙古开设的外国洋行著名者已有21家。这些洋行通过钱庄融通资金,使钱庄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据统计,俄商从海拉尔每年将价值160.5万卢布的肉类、牲畜、矿产资源等运往俄国;日本在内蒙古仅搜刮羊毛一项,每年即达四千银元之巨。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旅蒙商受到很大影响,使换取的皮毛牲畜不能南运;同时祁县、太谷、平遥等处的封建资本集团,由于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对在各地开设的钱铺也纷纷收庄。民国3(1914)15(1926),由于局势渐稳,各地的钱庄又有所增加,营业情况亦较前扩大,尤其是票号衰落,银号逐渐兴起。银号主要集中在归绥、包头、赤峰、满洲里等商埠。银钱业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存、放、汇以及银钱交换业务,同时还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发行银钱票及庄票,代理收付款项和仓库业务,金融功能更加齐备,分庄、分号等分支机构向更多的城镇发展。内蒙古的银钱业主要有归绥的28家、包头的21家、丰镇的10家、萨拉齐的29家、临河的1家、集宁的4家、多伦的7家、赤峰的21家。

    民国15年至17(19261928),由于军阀混战,银钱业受到极大影响,钱商损失惨重。从此,各地的银根日见紧张,各种纸币充斥市面。民国18(1929)各地的旅蒙商业大见萎缩,兵燹旱灾也相当严重,因而银钱业也随之衰退。日本占领东部内蒙古后,清朝和民国时期设立开业的一些钱庄纷纷关闭,只剩下几家实力较强的钱庄还在勉强维持营业。开始,伪满洲国在东蒙立足未稳,其金融势力尚未占统治地位,还允许一些合股经营的钱庄开业,兹后,随着伪满洲国党中央银行、兴业银行、金融合作社及兴农合作社等金融分支机构的相继设立开业,中国人开设的华资钱庄被迫先后关闭。如民国22(1933)日军侵占多伦后,成立了经济监视所,不准私人办钱庄汇兑业务,多伦最后一家钱庄裕合魁也于民国28(1939)改成以经营绸缎、布匹、日用百货为主的生记杂货铺,但仍兼营钱庄业务。

    19334月废两改元,致使钱庄银钱兑换无法盈利,营业收入锐减。各地的银号钱庄受其影响也随之减少,时内蒙古最繁盛的归绥钱庄减至10多家。

    内蒙古西部地区及至民国22(1933)后,经济有所回升,钱庄银号才又有所发展。

    1937年秋,日军侵占归绥、包头等地,扶植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随即将辖内40余家钱庄强行吞并,分别组成察南、晋北、蒙古三个实业银行。内蒙古东部则由伪满的借贷店、发行店以及日人操纵钱庄业务。至伪满初期,呼伦贝尔地区还有兑换银钱的当铺、钱铺、银号及小铺35家。19458月日本投降后,东部地区相继建立民主自治政府,银钱业逐渐被民主自治政府创办的银行所取代。西部的归绥、包头有10几家被日伪吞并的钱庄申请复业,但由于物价波动、百业凋敝,复业的钱庄大多从事油粮虎盘、黄金买卖等投机生意。1946年初,归绥原已停业的钱庄纷纷提出复业申请,经绥远省政府审核批准,有天亨永、裕盛厚、日升元、义丰祥、义震昌等5家钱庄于1947年至1948年先后恢复营业。但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凋敝,金融紊乱,物价暴涨,致使银钱业无法正常开展业务。

    1948年,绥远省政府为监督钱业营业活动,对归绥的天亨永、义丰祥、日升元、义聚昌,包头的广恒源、晋兴久,丰镇的义源通7家较大的钱庄加入官股185亿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内蒙古的钱庄绝大部分歇业,所剩无几。

    1949919绥远和平解放,西部地区的各钱庄先后自行清理歇业。

    内蒙古西部绥远钱庄、银号的资本分独资、合资和股份三种。从股东的成份分,有个人投资、商号兼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等。个人投资开设的庄号除官僚资本如阎锡山的亨记银号、德生厚钱庄外,一般都资本较小,在不足1万元至5万元之间。钱庄、银号除资本外还有附本(即股东所分得的红利再存放在本庄本号),但附本不再参与分红,只按存款利率生息,是属于存款性质的。如归绥平记裕盛厚钱庄实收资本金是10万元,其中实际资本仅为5万元,附本为5万元。钱庄、银号参加营运的资本还有逐年提存的公积金和备抵呆账。

    绥远的钱庄、银号因独资经营者多,且财东负无限责任,故内部组织极为严密,选择人员极为慎重。经理(大掌柜)、副经理(二掌柜)由钱庄股东的亲信担任,是资方的代理人,一般都是聘用精明强干,孚有众望,精通业务的同乡。经理独揽钱庄、银号的大权,统筹全号事务,负责决定全庄经营方针,业务管理,人员升调、留退等事宜。副经理协助经理工作,主要负责督促全庄、号人员勤于工作,搞好业务。另配备记账的内事先生若干人,主要掌管银钱账簿和财产;外有跑街若干人,主要负责奔走街市,调查往来商号的信用和市场商贸行情,了解银根松紧,汇率行市等金融信息情况。也有个别跑街的负责全庄号的生活采购等。此外,设学徒若干名,主要任务是伺候掌柜,扛送洋钱,做各种杂务等。学徒一般只能在很晚休息时学些估币、练字、算盘等基础业务。每一钱庄人员多少,视各庄号的资金、业务量而定,最多有职员30多人,少的一般只有十几人。

    绥远的钱庄与银号有着极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凡进入钱庄的人员,必须经介绍面试合格,由殷实商号承保方能录取。辞退和开除必须通知承保方。在钱庄工作的柜伙不准随身带钱,数量多的必须存在账上,零钱则装在横钉于墙上的小布袋里,上面写有每个人的姓名,需用时,  由柜伙取出。学徒如有不法盗窃行为,承保负有赔偿损失责任。学徒期限三年,期间不拿工资,商号每年只给些馈赠。到三年头可以放假回家四个月,学徒回家,号内给买一身新衣服,赠送些礼品,并给报销往返的路费。在学徒期间内如表现不好可以解雇;表现好者,休假返回后,即可另行分配记账或跑街。其他顶生意、记账、跑街的每二年可回家休息四个月。学徒和柜伙们休息回来,钱庄都要请到饭馆吃顿好饭,为其“接风”。一般掌柜们回家休息,则享有与众不同的特权。大的钱庄每年还另外规定有特费供掌柜们交官接客、应酬业务时使用。如归绥日升元的掌柜每年支应费定为200元大洋。

    从业人员食宿,均由钱庄提供。钱庄每三年算一次大账,按股分红。经、副理、管事先生及跑街等上层人员,在算账期内,每年每俸身股应支150元,不够一俸的,按顶身股多少计算。学徒没有工资,年终给些馈赠,第一年每人10元,第二年每人18元,第三年每人30元。吃劳金的每年增加15元,待增加到120元时,就不再增加。职员顶身股的待遇相差悬殊,经、副理顶810厘,业务强的柜伙35厘,一般柜伙1.52厘。

    绥远的钱庄、银号经营的主要业务有存款、放款、汇兑等。

    1、存款。存款业务以其性质分为定期与往来两种。定期存款的期限一般在半年以上,吸收对象大都是当地官僚、地主、房产主等,也有少量的地方政府部门。其存款比例不大,约占存款总额的10%,定期存款要求期满方可支取。往来存款亦称活期存款,是存款的大宗,约占存款总额的86%,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存款存户主要是各机关,乙种存款存户以商号和个人为多。在活期存款中多数开立的是透支账户。如归绥的钱庄为吸引存户,提高竞争能力,特别对信用可靠的商号允许存款账户内透支,并提供资金方便。此外,钱庄还开设特别往来账户,经营委托存款业务。

    2、放款。以其性质分为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二种。放款种类分为定期放款、短期放款和活存透支。定期放款的期限在一个月以上,短期放款以日计算,活存透支随借随还。因放款对象都是信用可靠的殷实商户,而且都须觅得可靠铺保,所以发放的款基本上是信用放款,很少发放抵押放款。在各项放款中,从透支账户发放的约占72%,定期放款占20%。各地钱庄、银号的存、放款利率是不固定的,根据季节不同,银根松紧,按标期制定利率。一个标期是3个月,在每个标期结算时,定出下一个标期的利率,即春开夏标,夏开秋标,秋开冬标,冬标时开下一年春标利率。如归绥银钱业之间的资金往来全部集中于宝丰社进行清算,每年设四个结算期叫作标期。标期有钱标和商标之分。钱标是商户和开户往来的钱庄之间及银钱庄号之间清算的标期。商标是消费者向商户归还赊购商品欠款的期限,虽然也设有四标,但不过春标,只有夏秋冬三标,另加农历十二月的年关。归绥的四标分别是:春标阴历正月二十二,夏标四月十八,秋标七月十七,冬标十月初九。至民国16(1927)按标期清算的方法即停止使用,改为公历按月、季、年结算。但商标仍然保留,而改为公历二、五、八、十一等四个月为标期。确定钱标的日期是以包头至山西太谷间运解现银的路程为依据的。包头标期比归绥早10天,归绥标期又比太谷早18天,包头至太谷的标期相距为一个月。标期之外,尚有骡期。相传最早是用骡子驮运银两进行异地间的现银清结,故名骡期。骡期跟于标期之间,如春标正月二十二日,则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二十二日为骡期。标期和骡期合在一起统称四标八骡。

    商号与钱庄、银号间的往来,每届标期都须结清,届时如果商号在钱庄有透支,必须在标期结算时还清,如没有进项,就向钱庄借入款项补还。属于这种情况的借款,借款利息除去按一般利率计算外,另收加头,在绥远把这种利息称为满加利。满加利是产生在拨兑法基础上的。按照拨兑法,各商号都可开出谱子和凭帖代替现金在市场上转让和流通,标期在开户钱庄拨账。商号必须在拨兑中保证收支相抵,如出现收不抵支,临时筹措,就需加头,这是维护拨兑信用的一种手段。

    长期放款利率实行月利率,短期放款实行日利率。在清光绪年间贷款利率一般保持在四厘,至抗日战争前夕,全年月息平均上升到一分左右。春夏银根较松低于一分,秋冬银根较紧高于一分。

    3、汇兑。归绥、包头等地的大宗货物多购自天津,出口货物亦多以天津为销场,所以各商号的汇兑都以津洋为基础,汇款地点以天津为主,山西与西北次之。汇费大小依各地银根松紧,路途远近而定。如天津、北京一带,每千元收四、五元;偏僻的地方如山西各地,每千元收六七元,最高时达十四五元至二十元。抗战胜利后,因法币不断贬值,每千元由五六元增加至十二三元,最后达到百元以上。

    4、发行。各地钱庄庄票的发行一般是对素有往来的商号发出的,以作为交易上的偿付。其发行者的发行资格、发行限制及兑换准备金等并没有统一的定制,只要取得当地商会的同意和官方的许可,即可发行资本数一半的银钱票、庄票、私帖等。民国1617两年(1927年—1928),绥远自然灾害和兵燹严重,为整理金融,禁止滥发纸币,取缔了粮店的帖子,1929年限期收回,从此钱庄商号印发的凭帖在绥远根绝。

      东部地区清朝至民国前期,一些资金雄厚、业务量大、信誉好的商号和钱庄,曾以木板刻印制发凭帖,限于本地(县城)使用,以解决大宗商品交易、搬运银两不便的问题。票面以“吊”或“文”为单位,或金额固定印就,或按实用数填写,通常每吊折银1两或银元1元。持帖人可凭帖去商铺购物,或到发帖本号兑取现金。按规矩,发帖商号需报经当地商会审查标准,由商会担保,而且发帖数不得超过本号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一,最多一半,以保信誉。赤峰的经棚、林西、敖汉等旗县的钱庄都出过凭帖。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民国2年至民国8年,赤峰各钱业商号共计发行纸币分别为27777元、170411元、169840元、145131元、76943元、66300元、79200元,累计发行额为735602元。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钱庄业务与西部绥远地区相差无几,只是多了票据承兑与贴现和仓库业务两种。票据承兑与贴现主要在东蒙地区的钱庄中发展。票据承兑与贴现本为银行业务,由于东蒙地区的银行对中小商人(尤其是行商)不知其详,其贷款业务常常假手钱庄进行。钱庄则设“外柜”数人,每日出入商铺之间,调查其营业底蕴,银行钱庄交互为用。银行对于各种商业票据不敢率先接受,常须钱庄具名担保,或由钱庄先贴现,再由银行重贴现,钱庄则从中赚取一部分利金。钱庄还经营期票透支,唯利息较银行为高。此外,东部地区的钱庄还经办仓库业务,这也是东蒙钱庄的一大特色。仓库业务亦称粮栈。一般在春耕期四月中旬至五月下旬,农民因青黄不接,需款甚急,钱庄发放无担保信用贷款,农民则在秋收后,用自己收获的粮谷、豆类或毛皮等实物偿还贷款。收抵的粮谷、豆类或皮毛储存于仓库,待能上市时,再予卖出,获利颇为惊人。其年利率达五割(5)。用货币还债,其年利率为三割(3)。如民国17(1928)7月,钱庄“批粮”每车(70)大豆平均行市为哈大洋1300元,及至10月就达到1750元,仅3个月就可获利450元,因而东蒙钱庄竞相效仿,这使仓库业务成为东部地区钱庄的主要业务。

    内蒙古东部地区钱庄、银号的经营者因多数是山西、山东、河北人,所以资本、制度、人员设置及待遇与西部绥远的钱庄基本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内蒙古的银钱业都有其自己的行业组织,如归绥银钱业有宝丰社、包头银钱业有裕丰社。《绥远通志稿》对归绥银钱业的宝丰社作过如下叙述:“故宝丰社者,乃昔日金融之总枢,行商坐贾皆与之有密切关系,而不可须臾离者也。”“银钱两业遂占全市之重心,而操奇计赢,总握其权,为百业周转之枢纽者,厥为宝丰社。”①

    绥远的银钱业在清朝乾嘉之交已有相当数量,为了维护本行业的权益,协调行业内部的关系,支应政府的摊派,和其他行业一样“设行以谋生,结社以自保。”②如宝丰社的结社时间约在清乾嘉之交,随着归绥经济贸易的发展,货币市场的形成,宝丰社到清咸丰年间已逐步成为区别于其他行社的经济实体,承揽着钱庄、银号间的票据清算和货币交易的业务。

    归绥所有的钱庄和银号都是宝丰社的社员,社内设有总领和副领各一人,经营社务,总领和副领由入社成员相互推举,轮流担任。社址设在旧城三贤庙内(今旧城小东街西巷11号院)

    宝丰社的活动内容主要有制订银钱行市,发放现金凭帖,总汇各业拨兑,仲裁钱业纠纷等。

    辛亥革命后,新式的官商银行相继成立,业务逐渐扩展,银钱业走向衰败,宝丰社总揽金融全局的局面被打破。民国20(1931)3月,宝丰社依照国民政府令,改组为“归绥钱业同业公会”,属于行政办事机构,不再是统揽金融的经济实体。新成立的钱业同业公会,会址在归绥晋义祥钱庄内,有职员7人,会员总数304人。

    包头的裕丰社也于民国20(1931)以后,改为钱业公会,并制定了公会章程。包头钱业公会对当地的钱庄银号营业、入会要求极严,从以下简章规定即可看出。简章规定要求:一是新入会会员须交会银五十两,如出会后再入会者,加倍之。二是新成立营业,若独资者其资本以现洋一万五千元为度,否则不能入会。三是新成立营业,若合资者至少以现洋三万元为度,惟必须在县商会暨官厅立案始能入会。四是新成立营业者,其资本虽不合以上定章,但其主要执事人信誉颇善者,亦得由本会召开会议,从权表决,亦能入会。五是新成立营业者,其资本虽合以上定章,但其主要执事人品格恶劣,亦不得入会。六是外来客商欲出资成立营业者,不准入会,如另设字号,聘请执事人负责,经本会公议,表决认可,准其入会,否则无效。七是外来客商无限集股,或独资在当地成立营业者,经本会开会认为合格,公认表决,准其入会,方能入会。八是以上所列公议定章七条,不准徇情,亦不得破坏,切宜遵守为要。本会所做之营业,商会暨官厅均已存案,昔年一切丁卯行规,本已遵守,惟宏远银号捣乱后,重新续之此章,凡入会者切勿破坏为荷。③

      

    注:

    ①《绥远通志稿》卷381937年抄本。

    ②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等防治保修办公室编:《呼和浩特史料》第六集第1761985年。

    ③民国25年《全国银行年鉴》中篇第17章。

     

    (作者:人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 (史海钩沉)内蒙古的银钱业
  • 内蒙古银钱业兴起于清朝康熙年间,当时通用货币为制钱,由于远途交易,携带不便,钱庄即发行钱票,代替制钱流通。钱庄的前身为银铺和钱铺。内蒙古西部的钱铺多设在商埠重镇,代各商兑换生银或制钱,一般为私人出资经营,也有多人合伙经营的无限责任制形式。内蒙古东部的钱铺则在定期举行的庙会集市上摆一地摊或木桌,将制钱和银两分置于玻璃瓶内,办理零星的货币兑换业务,又称钱摊和钱桌子。清嘉庆、道光年间,由于银价上涨,钱价跌落,银钱业从中操纵,攫取巨利,操此业者为数急增,仅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钱铺即达50余家之多。随着西北贸易的不断扩大,资本需求益增,于是从众多的经营货币买卖的钱铺中逐渐产生一批资本雄厚,兼营存、放款业务的钱庄。清道光、咸丰年间,归化城钱庄愈益兴盛,几乎成为地方金融的枢纽。由皮毛、药材集散地而形成的新型商埠———包头亦有钱庄42家。

    内蒙古的银钱业至清嘉庆、道光年间有了进一步发展,开设钱庄多达百十余家。在内蒙古开设钱庄的大都是山西钱商,按其原籍划分可分为祁太帮(祁县、太谷)、忻州帮、代州帮、大同帮等。至清光绪末年,内蒙古银钱业最为集中的归绥先后开设的钱庄就有祁太帮的东义源、协和成、法中庸、谦益恒、谦益永、德泰和、义成德、隆盛厚、瑞盛庆、谦恒永、永和号、复泉茂、万昌涌、隆昌旺、大德生、达泉甡、蔚隆泰、天亨玉(光绪中叶改名为天亨永)等;忻州帮的泰和昌、聚义恒、德顺和、天生德、丰盛隆、晋义通、双盛成、德和长、乾元通;代州帮的大成兴、恒升昌  (辛亥革命后,恒升昌改名为日升元)、恒吉昌、德生昌、恒生昌、恒玉昌;大同帮开设的双兴厚、元亨泰、义泰祥。此外,榆次常家开有大厚玉、大丰玉钱铺;大盛魁开有裕盛厚钱铺;丰镇厅隆盛庄常胂铁炉投资开有昌盛兴钱铺;本地商人开有元恒泰钱铺。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经济势力逐渐侵入内地。当时集中于归化城、多伦等处的皮毛、药材等大量出口,一般银钱商受到外贸关系的刺激,在账面上往来的金额数字与日俱增。

    太平军起义后,清政府因连年围剿、镇压,军费开支庞大,各种税收加重,这期间因铜质缺乏,曾铸用铁钱、小铜钱与成吊钱混合使用。此间,因银根奇紧,银钱商周转困难,营业呈现了窒息状态。

    清咸丰三年(1853)四月,清朝户部奏请变通钞法,易银钞为钱票。六月五日奏准招商承办乾丰官银钱号,并在内蒙古的归化城设分号一处,对当地驻军发行钱票,与制钱并行,搭放一定成数。后因钱票发行过滥,户部即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二十八日将乾丰官银钱号裁撤,归化城分号亦随之撤销。

    清同治年间,绥远官府每年阴历正月,在各钱铺开市前,由“生息银”的款项下拨出一部分交归化宝丰社总领,贷给归化城各家钱铺,用于经营。当时规定的月息仅为一至二厘,年终才本利清还。所以,这种官款的借贷,促进了归化钱铺的发展,尤其对资本薄弱的钱铺,有很大的帮助。

    清光绪八、九年(18821883)后,漠南商埠重镇多伦仅皮毛、牲畜两项交易额每年多达30004000万两银;殷实商号就有3000多家,每天交易粮食200多车。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银钱业的发展。据俄国蒙古学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的《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一书中反映:1893(清光绪十九年)多伦“在兴隆街上还集中了许多银号和钱庄,这是公认的最富的行业之一。”清末,多伦诺尔有各类钱庄、钱铺等20多家,规模较大的有永巨川钱庄、万兴成钱铺。

    清光绪中叶,绥远的面粮店因农业丰收,  曾有预定米面交易,它们所收到的预定款,大部分存于各家钱铺,使钱庄业有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仅归化城的钱铺就有30家;宣统年间,约有32家;其他商埠城市也有许多家。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加紧对内蒙古资源的掠夺,俄、英、法、美、德、日等国在归绥、包头、海拉尔、满洲里等城镇均设有规模较大的洋行。仅归化城一地专门收购羊毛的外国洋行就有7家。到19世纪末,在内蒙古开设的外国洋行著名者已有21家。这些洋行通过钱庄融通资金,使钱庄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据统计,俄商从海拉尔每年将价值160.5万卢布的肉类、牲畜、矿产资源等运往俄国;日本在内蒙古仅搜刮羊毛一项,每年即达四千银元之巨。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旅蒙商受到很大影响,使换取的皮毛牲畜不能南运;同时祁县、太谷、平遥等处的封建资本集团,由于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对在各地开设的钱铺也纷纷收庄。民国3(1914)15(1926),由于局势渐稳,各地的钱庄又有所增加,营业情况亦较前扩大,尤其是票号衰落,银号逐渐兴起。银号主要集中在归绥、包头、赤峰、满洲里等商埠。银钱业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存、放、汇以及银钱交换业务,同时还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发行银钱票及庄票,代理收付款项和仓库业务,金融功能更加齐备,分庄、分号等分支机构向更多的城镇发展。内蒙古的银钱业主要有归绥的28家、包头的21家、丰镇的10家、萨拉齐的29家、临河的1家、集宁的4家、多伦的7家、赤峰的21家。

    民国15年至17(19261928),由于军阀混战,银钱业受到极大影响,钱商损失惨重。从此,各地的银根日见紧张,各种纸币充斥市面。民国18(1929)各地的旅蒙商业大见萎缩,兵燹旱灾也相当严重,因而银钱业也随之衰退。日本占领东部内蒙古后,清朝和民国时期设立开业的一些钱庄纷纷关闭,只剩下几家实力较强的钱庄还在勉强维持营业。开始,伪满洲国在东蒙立足未稳,其金融势力尚未占统治地位,还允许一些合股经营的钱庄开业,兹后,随着伪满洲国党中央银行、兴业银行、金融合作社及兴农合作社等金融分支机构的相继设立开业,中国人开设的华资钱庄被迫先后关闭。如民国22(1933)日军侵占多伦后,成立了经济监视所,不准私人办钱庄汇兑业务,多伦最后一家钱庄裕合魁也于民国28(1939)改成以经营绸缎、布匹、日用百货为主的生记杂货铺,但仍兼营钱庄业务。

    19334月废两改元,致使钱庄银钱兑换无法盈利,营业收入锐减。各地的银号钱庄受其影响也随之减少,时内蒙古最繁盛的归绥钱庄减至10多家。

    内蒙古西部地区及至民国22(1933)后,经济有所回升,钱庄银号才又有所发展。

    1937年秋,日军侵占归绥、包头等地,扶植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随即将辖内40余家钱庄强行吞并,分别组成察南、晋北、蒙古三个实业银行。内蒙古东部则由伪满的借贷店、发行店以及日人操纵钱庄业务。至伪满初期,呼伦贝尔地区还有兑换银钱的当铺、钱铺、银号及小铺35家。19458月日本投降后,东部地区相继建立民主自治政府,银钱业逐渐被民主自治政府创办的银行所取代。西部的归绥、包头有10几家被日伪吞并的钱庄申请复业,但由于物价波动、百业凋敝,复业的钱庄大多从事油粮虎盘、黄金买卖等投机生意。1946年初,归绥原已停业的钱庄纷纷提出复业申请,经绥远省政府审核批准,有天亨永、裕盛厚、日升元、义丰祥、义震昌等5家钱庄于1947年至1948年先后恢复营业。但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凋敝,金融紊乱,物价暴涨,致使银钱业无法正常开展业务。

    1948年,绥远省政府为监督钱业营业活动,对归绥的天亨永、义丰祥、日升元、义聚昌,包头的广恒源、晋兴久,丰镇的义源通7家较大的钱庄加入官股185亿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内蒙古的钱庄绝大部分歇业,所剩无几。

    1949919绥远和平解放,西部地区的各钱庄先后自行清理歇业。

    内蒙古西部绥远钱庄、银号的资本分独资、合资和股份三种。从股东的成份分,有个人投资、商号兼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等。个人投资开设的庄号除官僚资本如阎锡山的亨记银号、德生厚钱庄外,一般都资本较小,在不足1万元至5万元之间。钱庄、银号除资本外还有附本(即股东所分得的红利再存放在本庄本号),但附本不再参与分红,只按存款利率生息,是属于存款性质的。如归绥平记裕盛厚钱庄实收资本金是10万元,其中实际资本仅为5万元,附本为5万元。钱庄、银号参加营运的资本还有逐年提存的公积金和备抵呆账。

    绥远的钱庄、银号因独资经营者多,且财东负无限责任,故内部组织极为严密,选择人员极为慎重。经理(大掌柜)、副经理(二掌柜)由钱庄股东的亲信担任,是资方的代理人,一般都是聘用精明强干,孚有众望,精通业务的同乡。经理独揽钱庄、银号的大权,统筹全号事务,负责决定全庄经营方针,业务管理,人员升调、留退等事宜。副经理协助经理工作,主要负责督促全庄、号人员勤于工作,搞好业务。另配备记账的内事先生若干人,主要掌管银钱账簿和财产;外有跑街若干人,主要负责奔走街市,调查往来商号的信用和市场商贸行情,了解银根松紧,汇率行市等金融信息情况。也有个别跑街的负责全庄号的生活采购等。此外,设学徒若干名,主要任务是伺候掌柜,扛送洋钱,做各种杂务等。学徒一般只能在很晚休息时学些估币、练字、算盘等基础业务。每一钱庄人员多少,视各庄号的资金、业务量而定,最多有职员30多人,少的一般只有十几人。

    绥远的钱庄与银号有着极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凡进入钱庄的人员,必须经介绍面试合格,由殷实商号承保方能录取。辞退和开除必须通知承保方。在钱庄工作的柜伙不准随身带钱,数量多的必须存在账上,零钱则装在横钉于墙上的小布袋里,上面写有每个人的姓名,需用时,  由柜伙取出。学徒如有不法盗窃行为,承保负有赔偿损失责任。学徒期限三年,期间不拿工资,商号每年只给些馈赠。到三年头可以放假回家四个月,学徒回家,号内给买一身新衣服,赠送些礼品,并给报销往返的路费。在学徒期间内如表现不好可以解雇;表现好者,休假返回后,即可另行分配记账或跑街。其他顶生意、记账、跑街的每二年可回家休息四个月。学徒和柜伙们休息回来,钱庄都要请到饭馆吃顿好饭,为其“接风”。一般掌柜们回家休息,则享有与众不同的特权。大的钱庄每年还另外规定有特费供掌柜们交官接客、应酬业务时使用。如归绥日升元的掌柜每年支应费定为200元大洋。

    从业人员食宿,均由钱庄提供。钱庄每三年算一次大账,按股分红。经、副理、管事先生及跑街等上层人员,在算账期内,每年每俸身股应支150元,不够一俸的,按顶身股多少计算。学徒没有工资,年终给些馈赠,第一年每人10元,第二年每人18元,第三年每人30元。吃劳金的每年增加15元,待增加到120元时,就不再增加。职员顶身股的待遇相差悬殊,经、副理顶810厘,业务强的柜伙35厘,一般柜伙1.52厘。

    绥远的钱庄、银号经营的主要业务有存款、放款、汇兑等。

    1、存款。存款业务以其性质分为定期与往来两种。定期存款的期限一般在半年以上,吸收对象大都是当地官僚、地主、房产主等,也有少量的地方政府部门。其存款比例不大,约占存款总额的10%,定期存款要求期满方可支取。往来存款亦称活期存款,是存款的大宗,约占存款总额的86%,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存款存户主要是各机关,乙种存款存户以商号和个人为多。在活期存款中多数开立的是透支账户。如归绥的钱庄为吸引存户,提高竞争能力,特别对信用可靠的商号允许存款账户内透支,并提供资金方便。此外,钱庄还开设特别往来账户,经营委托存款业务。

    2、放款。以其性质分为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二种。放款种类分为定期放款、短期放款和活存透支。定期放款的期限在一个月以上,短期放款以日计算,活存透支随借随还。因放款对象都是信用可靠的殷实商户,而且都须觅得可靠铺保,所以发放的款基本上是信用放款,很少发放抵押放款。在各项放款中,从透支账户发放的约占72%,定期放款占20%。各地钱庄、银号的存、放款利率是不固定的,根据季节不同,银根松紧,按标期制定利率。一个标期是3个月,在每个标期结算时,定出下一个标期的利率,即春开夏标,夏开秋标,秋开冬标,冬标时开下一年春标利率。如归绥银钱业之间的资金往来全部集中于宝丰社进行清算,每年设四个结算期叫作标期。标期有钱标和商标之分。钱标是商户和开户往来的钱庄之间及银钱庄号之间清算的标期。商标是消费者向商户归还赊购商品欠款的期限,虽然也设有四标,但不过春标,只有夏秋冬三标,另加农历十二月的年关。归绥的四标分别是:春标阴历正月二十二,夏标四月十八,秋标七月十七,冬标十月初九。至民国16(1927)按标期清算的方法即停止使用,改为公历按月、季、年结算。但商标仍然保留,而改为公历二、五、八、十一等四个月为标期。确定钱标的日期是以包头至山西太谷间运解现银的路程为依据的。包头标期比归绥早10天,归绥标期又比太谷早18天,包头至太谷的标期相距为一个月。标期之外,尚有骡期。相传最早是用骡子驮运银两进行异地间的现银清结,故名骡期。骡期跟于标期之间,如春标正月二十二日,则二月二十二日,三月二十二日为骡期。标期和骡期合在一起统称四标八骡。

    商号与钱庄、银号间的往来,每届标期都须结清,届时如果商号在钱庄有透支,必须在标期结算时还清,如没有进项,就向钱庄借入款项补还。属于这种情况的借款,借款利息除去按一般利率计算外,另收加头,在绥远把这种利息称为满加利。满加利是产生在拨兑法基础上的。按照拨兑法,各商号都可开出谱子和凭帖代替现金在市场上转让和流通,标期在开户钱庄拨账。商号必须在拨兑中保证收支相抵,如出现收不抵支,临时筹措,就需加头,这是维护拨兑信用的一种手段。

    长期放款利率实行月利率,短期放款实行日利率。在清光绪年间贷款利率一般保持在四厘,至抗日战争前夕,全年月息平均上升到一分左右。春夏银根较松低于一分,秋冬银根较紧高于一分。

    3、汇兑。归绥、包头等地的大宗货物多购自天津,出口货物亦多以天津为销场,所以各商号的汇兑都以津洋为基础,汇款地点以天津为主,山西与西北次之。汇费大小依各地银根松紧,路途远近而定。如天津、北京一带,每千元收四、五元;偏僻的地方如山西各地,每千元收六七元,最高时达十四五元至二十元。抗战胜利后,因法币不断贬值,每千元由五六元增加至十二三元,最后达到百元以上。

    4、发行。各地钱庄庄票的发行一般是对素有往来的商号发出的,以作为交易上的偿付。其发行者的发行资格、发行限制及兑换准备金等并没有统一的定制,只要取得当地商会的同意和官方的许可,即可发行资本数一半的银钱票、庄票、私帖等。民国1617两年(1927年—1928),绥远自然灾害和兵燹严重,为整理金融,禁止滥发纸币,取缔了粮店的帖子,1929年限期收回,从此钱庄商号印发的凭帖在绥远根绝。

      东部地区清朝至民国前期,一些资金雄厚、业务量大、信誉好的商号和钱庄,曾以木板刻印制发凭帖,限于本地(县城)使用,以解决大宗商品交易、搬运银两不便的问题。票面以“吊”或“文”为单位,或金额固定印就,或按实用数填写,通常每吊折银1两或银元1元。持帖人可凭帖去商铺购物,或到发帖本号兑取现金。按规矩,发帖商号需报经当地商会审查标准,由商会担保,而且发帖数不得超过本号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一,最多一半,以保信誉。赤峰的经棚、林西、敖汉等旗县的钱庄都出过凭帖。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民国2年至民国8年,赤峰各钱业商号共计发行纸币分别为27777元、170411元、169840元、145131元、76943元、66300元、79200元,累计发行额为735602元。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钱庄业务与西部绥远地区相差无几,只是多了票据承兑与贴现和仓库业务两种。票据承兑与贴现主要在东蒙地区的钱庄中发展。票据承兑与贴现本为银行业务,由于东蒙地区的银行对中小商人(尤其是行商)不知其详,其贷款业务常常假手钱庄进行。钱庄则设“外柜”数人,每日出入商铺之间,调查其营业底蕴,银行钱庄交互为用。银行对于各种商业票据不敢率先接受,常须钱庄具名担保,或由钱庄先贴现,再由银行重贴现,钱庄则从中赚取一部分利金。钱庄还经营期票透支,唯利息较银行为高。此外,东部地区的钱庄还经办仓库业务,这也是东蒙钱庄的一大特色。仓库业务亦称粮栈。一般在春耕期四月中旬至五月下旬,农民因青黄不接,需款甚急,钱庄发放无担保信用贷款,农民则在秋收后,用自己收获的粮谷、豆类或毛皮等实物偿还贷款。收抵的粮谷、豆类或皮毛储存于仓库,待能上市时,再予卖出,获利颇为惊人。其年利率达五割(5)。用货币还债,其年利率为三割(3)。如民国17(1928)7月,钱庄“批粮”每车(70)大豆平均行市为哈大洋1300元,及至10月就达到1750元,仅3个月就可获利450元,因而东蒙钱庄竞相效仿,这使仓库业务成为东部地区钱庄的主要业务。

    内蒙古东部地区钱庄、银号的经营者因多数是山西、山东、河北人,所以资本、制度、人员设置及待遇与西部绥远的钱庄基本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内蒙古的银钱业都有其自己的行业组织,如归绥银钱业有宝丰社、包头银钱业有裕丰社。《绥远通志稿》对归绥银钱业的宝丰社作过如下叙述:“故宝丰社者,乃昔日金融之总枢,行商坐贾皆与之有密切关系,而不可须臾离者也。”“银钱两业遂占全市之重心,而操奇计赢,总握其权,为百业周转之枢纽者,厥为宝丰社。”①

    绥远的银钱业在清朝乾嘉之交已有相当数量,为了维护本行业的权益,协调行业内部的关系,支应政府的摊派,和其他行业一样“设行以谋生,结社以自保。”②如宝丰社的结社时间约在清乾嘉之交,随着归绥经济贸易的发展,货币市场的形成,宝丰社到清咸丰年间已逐步成为区别于其他行社的经济实体,承揽着钱庄、银号间的票据清算和货币交易的业务。

    归绥所有的钱庄和银号都是宝丰社的社员,社内设有总领和副领各一人,经营社务,总领和副领由入社成员相互推举,轮流担任。社址设在旧城三贤庙内(今旧城小东街西巷11号院)

    宝丰社的活动内容主要有制订银钱行市,发放现金凭帖,总汇各业拨兑,仲裁钱业纠纷等。

    辛亥革命后,新式的官商银行相继成立,业务逐渐扩展,银钱业走向衰败,宝丰社总揽金融全局的局面被打破。民国20(1931)3月,宝丰社依照国民政府令,改组为“归绥钱业同业公会”,属于行政办事机构,不再是统揽金融的经济实体。新成立的钱业同业公会,会址在归绥晋义祥钱庄内,有职员7人,会员总数304人。

    包头的裕丰社也于民国20(1931)以后,改为钱业公会,并制定了公会章程。包头钱业公会对当地的钱庄银号营业、入会要求极严,从以下简章规定即可看出。简章规定要求:一是新入会会员须交会银五十两,如出会后再入会者,加倍之。二是新成立营业,若独资者其资本以现洋一万五千元为度,否则不能入会。三是新成立营业,若合资者至少以现洋三万元为度,惟必须在县商会暨官厅立案始能入会。四是新成立营业者,其资本虽不合以上定章,但其主要执事人信誉颇善者,亦得由本会召开会议,从权表决,亦能入会。五是新成立营业者,其资本虽合以上定章,但其主要执事人品格恶劣,亦不得入会。六是外来客商欲出资成立营业者,不准入会,如另设字号,聘请执事人负责,经本会公议,表决认可,准其入会,否则无效。七是外来客商无限集股,或独资在当地成立营业者,经本会开会认为合格,公认表决,准其入会,方能入会。八是以上所列公议定章七条,不准徇情,亦不得破坏,切宜遵守为要。本会所做之营业,商会暨官厅均已存案,昔年一切丁卯行规,本已遵守,惟宏远银号捣乱后,重新续之此章,凡入会者切勿破坏为荷。③

      

    注:

    ①《绥远通志稿》卷381937年抄本。

    ②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等防治保修办公室编:《呼和浩特史料》第六集第1761985年。

    ③民国25年《全国银行年鉴》中篇第17章。

     

    (作者:人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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