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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海钩沉】忻州令狐庄薛氏绥远垦荒述略
  • 发布时间:2015-12-20
  • 来源:山西省忻州市经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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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砚田不恶,农田既丰。

    其事则异,其理则同。

    其埋首蓬门,孰若出塞兮称雄!

    辟万亩田,国赋以充,

    拥千石粟,俨等侯封!

    泱泱者水,郁郁者松,

    翳千秋兮,薛公之壅。

     

    这是米毓瑞进士撰写的《薛公临泉墓志铭》中的铭语。铭语写得诗意盎然,不同凡响,它虽然赞颂的是薛临泉的绥远垦荒事业,其实用它来颂扬薛氏祖孙三代所成就的垦荒事业亦无不可,故特冠篇首,引起下文。

    话说清末民初,忻州令狐庄薛氏在绥远兴和县经营垦荒事业五十余年,成绩巨大,在地方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然因知情者均已作古,故只能根据郝椿龄、米毓瑞、常向旭、张友桐等人写的四篇碑志述略如下。

    所谓令狐庄薛氏,指的是薛河东的儿子、孙子与曾孙三代。

    薛河东(1775-1855)字凤一,嘉庆十八年(1813)中举人,当过秀容书院山长,任过阳曲、介休等县儒学教谕,为三晋名士,有《敦厚堂稿》遗世。薛河东一生从教,可他的儿子薛寿彭(字友山)、孙子薛浩源(字临泉)、曾孙薛仲龙(字子云)虽然都也是贡生出身,甚至薛寿彭还作过浑源州训导,但这祖孙三人的主要业绩却是招商垦荒,开发兴和,可谓三代儒商。

    不过,说道兴和的垦荒,还应该说道一个人,就是薛儒林,实在说,他是垦荒的创始人。据说,薛儒林常游漠北,熟悉蒙民情形。内外蒙之地地广人稀,蒙人一向以游牧为业,不事农桑。到了清末,随着时代的发展,汉人到塞外经商落户者日多,蒙汉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道咸之际,清政府开放禁令,允许汉人开垦蒙古八旗的荒地了。眼光超前的薛儒林看出了招徕农民,开荒种地,是前程远大的事业,便呈请开垦察哈尔(令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及锡林郭勒盟南部)牧场,得到政府的批准。从此,薛儒林获得了在那广袤的蒙古正黄旗牧场上垦荒的权利。遗憾的是,薛儒林刚刚开了个头就病倒了,不得已,就叫他的本家侄儿薛寿彭继其事。

    当薛寿彭将应召北上兴和的时候,亲友们无不劝阻其行,在他们看来,垦荒一事恐怕是事倍功半,到头来白费一顿力气,浪费一些钱财。但薛寿彭执意北行,谁也说服不了。他与族叔薛儒林同具慧眼,把困难都估计到了,认为只要苦心经营数年,闯过难关,就会前途无量。薛专门设了地局,招商引资,出租土地。垦荒伊始,事务纷繁,所投资金甚多,又短期难见效益,其艰苦拮据非常人所能调理者。他咬紧牙关,周旋借贷,团结同仁,苦撑其事。苍天不负有心人,耕耘过后,就是收获。数年之间,引来佃户数千家,在近百里的土地上出现了点点村落,千年荒野变为沃田,芟杂草而种五谷,庆丰收而建粮仓,既安置了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又为国家增收了田赋,当然,薛家及其他局内同仁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时候,那些曾经劝阻垦荒的好心亲友们不仅心服口服,而且转生无限羡慕了。

    薛寿彭的儿子薛浩源两次考举人未中,便决计弃学从商,继承父业。他说:“天下成就功名的事很多,何必都要走科举一途呢!”于是投笔出塞,北上兴和县,助其父业。光绪八年,当政府派员到内蒙厘定田亩,收取租税时,一些承揽垦荒的地商因难以维继,早把土地私自转卖他人而去,更有些人撂下已开垦出来的土地弃而他去,致使政府不能按原定数额完税,只有薛浩源地局能够守法纳税,不差毫厘,岂不知这是薛氏父子耗费了多少心血的结果啊。

    按薛氏碑记,薛寿彭逝世于光绪九年,他的儿子薛浩源仅比他迟死了两年。这时候,他们的地局早已站稳了脚跟,且日益兴旺发达。薛浩源之子薛仲龙在其父逝世之后,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地局,经营垦务。光绪二十一年和二十五年,他又两次垦地数百顷,所拓地盘越来越大。兴和本是直隶(即河北省)、山西两省交界之地。薛氏地局的发展,引起了直隶垦商的忌妒,他们诬告薛氏地局垦占了直隶省的地盘,企图夺其东界垦地,冀获奇利,薛仲龙据理力争之。光绪二十八年,部里派去周某,经过实地勘察,判明直商纯属无理取闹,地当归晋。直商败诉,转而向薛仲龙求情,薛碍于情面,让给他们一些垦地。几年后,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亲临兴和,最终将晋直地界划清,直商不得已,终将侵地全部返归薛氏地局。薛氏地局先后垦荒2000余顷,即20多万亩,薛仲龙因此而被赏五品衔,如此赏赐,晋商中亦属罕见。薛家之外,因入股受田而传及子孙为世业者约计数千百家,故有人称赞,这比那伏波将军(东汉马援)牧田北地的规模与功劳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兴和地局系合股买卖,当然薛家的股份最大,至于还有哪些人参股,则不得而知了。民国×年,垦荒事业收归官办,兴和地局始告结束。薛氏祖孙三代垦荒,为开发内蒙,为增进蒙汉民族之交融大有功劳。垦荒引去移民,引入先进的文化,福国兴家,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因此,民国12年,薛仲龙被推为山西省议员,驻太原议会。可惜任议员不久,即因偶染痢疾于是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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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砚田不恶,农田既丰。

    其事则异,其理则同。

    其埋首蓬门,孰若出塞兮称雄!

    辟万亩田,国赋以充,

    拥千石粟,俨等侯封!

    泱泱者水,郁郁者松,

    翳千秋兮,薛公之壅。

     

    这是米毓瑞进士撰写的《薛公临泉墓志铭》中的铭语。铭语写得诗意盎然,不同凡响,它虽然赞颂的是薛临泉的绥远垦荒事业,其实用它来颂扬薛氏祖孙三代所成就的垦荒事业亦无不可,故特冠篇首,引起下文。

    话说清末民初,忻州令狐庄薛氏在绥远兴和县经营垦荒事业五十余年,成绩巨大,在地方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然因知情者均已作古,故只能根据郝椿龄、米毓瑞、常向旭、张友桐等人写的四篇碑志述略如下。

    所谓令狐庄薛氏,指的是薛河东的儿子、孙子与曾孙三代。

    薛河东(1775-1855)字凤一,嘉庆十八年(1813)中举人,当过秀容书院山长,任过阳曲、介休等县儒学教谕,为三晋名士,有《敦厚堂稿》遗世。薛河东一生从教,可他的儿子薛寿彭(字友山)、孙子薛浩源(字临泉)、曾孙薛仲龙(字子云)虽然都也是贡生出身,甚至薛寿彭还作过浑源州训导,但这祖孙三人的主要业绩却是招商垦荒,开发兴和,可谓三代儒商。

    不过,说道兴和的垦荒,还应该说道一个人,就是薛儒林,实在说,他是垦荒的创始人。据说,薛儒林常游漠北,熟悉蒙民情形。内外蒙之地地广人稀,蒙人一向以游牧为业,不事农桑。到了清末,随着时代的发展,汉人到塞外经商落户者日多,蒙汉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道咸之际,清政府开放禁令,允许汉人开垦蒙古八旗的荒地了。眼光超前的薛儒林看出了招徕农民,开荒种地,是前程远大的事业,便呈请开垦察哈尔(令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及锡林郭勒盟南部)牧场,得到政府的批准。从此,薛儒林获得了在那广袤的蒙古正黄旗牧场上垦荒的权利。遗憾的是,薛儒林刚刚开了个头就病倒了,不得已,就叫他的本家侄儿薛寿彭继其事。

    当薛寿彭将应召北上兴和的时候,亲友们无不劝阻其行,在他们看来,垦荒一事恐怕是事倍功半,到头来白费一顿力气,浪费一些钱财。但薛寿彭执意北行,谁也说服不了。他与族叔薛儒林同具慧眼,把困难都估计到了,认为只要苦心经营数年,闯过难关,就会前途无量。薛专门设了地局,招商引资,出租土地。垦荒伊始,事务纷繁,所投资金甚多,又短期难见效益,其艰苦拮据非常人所能调理者。他咬紧牙关,周旋借贷,团结同仁,苦撑其事。苍天不负有心人,耕耘过后,就是收获。数年之间,引来佃户数千家,在近百里的土地上出现了点点村落,千年荒野变为沃田,芟杂草而种五谷,庆丰收而建粮仓,既安置了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又为国家增收了田赋,当然,薛家及其他局内同仁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时候,那些曾经劝阻垦荒的好心亲友们不仅心服口服,而且转生无限羡慕了。

    薛寿彭的儿子薛浩源两次考举人未中,便决计弃学从商,继承父业。他说:“天下成就功名的事很多,何必都要走科举一途呢!”于是投笔出塞,北上兴和县,助其父业。光绪八年,当政府派员到内蒙厘定田亩,收取租税时,一些承揽垦荒的地商因难以维继,早把土地私自转卖他人而去,更有些人撂下已开垦出来的土地弃而他去,致使政府不能按原定数额完税,只有薛浩源地局能够守法纳税,不差毫厘,岂不知这是薛氏父子耗费了多少心血的结果啊。

    按薛氏碑记,薛寿彭逝世于光绪九年,他的儿子薛浩源仅比他迟死了两年。这时候,他们的地局早已站稳了脚跟,且日益兴旺发达。薛浩源之子薛仲龙在其父逝世之后,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地局,经营垦务。光绪二十一年和二十五年,他又两次垦地数百顷,所拓地盘越来越大。兴和本是直隶(即河北省)、山西两省交界之地。薛氏地局的发展,引起了直隶垦商的忌妒,他们诬告薛氏地局垦占了直隶省的地盘,企图夺其东界垦地,冀获奇利,薛仲龙据理力争之。光绪二十八年,部里派去周某,经过实地勘察,判明直商纯属无理取闹,地当归晋。直商败诉,转而向薛仲龙求情,薛碍于情面,让给他们一些垦地。几年后,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亲临兴和,最终将晋直地界划清,直商不得已,终将侵地全部返归薛氏地局。薛氏地局先后垦荒2000余顷,即20多万亩,薛仲龙因此而被赏五品衔,如此赏赐,晋商中亦属罕见。薛家之外,因入股受田而传及子孙为世业者约计数千百家,故有人称赞,这比那伏波将军(东汉马援)牧田北地的规模与功劳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兴和地局系合股买卖,当然薛家的股份最大,至于还有哪些人参股,则不得而知了。民国×年,垦荒事业收归官办,兴和地局始告结束。薛氏祖孙三代垦荒,为开发内蒙,为增进蒙汉民族之交融大有功劳。垦荒引去移民,引入先进的文化,福国兴家,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因此,民国12年,薛仲龙被推为山西省议员,驻太原议会。可惜任议员不久,即因偶染痢疾于是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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